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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人笔记小说中的唐代婢女形象


□ 周 侃 李 楠

  女性形象是唐人笔记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婢女作为唐代一个极为特殊的女性阶层及社会角色而言,在唐代笔记小说中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反映。其日渐生动、饱满,并且具有了主观情感和追求的形象,亦引起了研究者关注的目光。学者们大都以《唐律疏议》为依据,对笔记小说中女婢形象进行解读和观照,考察其法律地位、出身来源、劳作役使、婚姻爱情等方面,并由此上升到对唐代婢女社会地位、命运的推定,最终得出有唐一代婢女地位卑贱、命运悲惨的结论。然而,《唐律疏议》作为唐代的国家法典,虽然经历几次修订,但其主体仍然是高宗永徽年间以《贞观律》为基础编纂的《永徽律》,因此,以其为依据对婢女命运地位所作出的判断,其时间断限被局限。学者们往往忽略纵向的比较,难以对有唐一代婢女的地位命运进行全面的研究。
  
  一
  
  唐代社会盛行蓄奴之风,奴婢在日常生活及劳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笔记小说中大量记载表明,在唐代上自王公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多有女婢。如《冥祥记》载:“唐冀州封丘县,有老母姓李,年七十,无子孤老,惟有奴婢两人。”《广异记》载:“魏元忠未达时,家贫,独有一婢。”唐前期女婢的来源主要是以籍没以及战俘家属为主。这类奴婢身上所体现的奴隶性成分相当明显,她们是主人永远的财产,对主人有强烈的隶属关系,其所生子女,只能世代为奴。至唐代中期以后,无论是因罪籍没为婢者,还是以战俘为婢者都已经明显减少。婢女的来源转为以掠卖、贩运、典身等非战争手段为主。至唐代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飞速发展、纳资代役制空前盛行,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行业中,均出现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雇佣关系同时渗透到奴婢制度中去,奴婢与雇佣者的界限日益模糊,对于婢女而言,她们身上所体现的奴隶性成分日益减少,而封建的雇佣性成分却不断增加。这种变化的趋势,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典身的演变及佣工数量的增多上。
  典身现象历代皆有,农民在家庭极端贫苦、走投无路时往往会用典儿贴妇的办法救急。但是,唐中叶以来,典身现象所体现出的雇佣化趋势却值得注意。《太平广记》卷一九六《贾人妻》记唐余干县尉王立曾怜惜同住女子辛劳,“因令佣买仆隶”。“佣买”是以钱购买奴婢后,由奴婢“计佣折直”,自赎其身。“计佣折直”表明奴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方式来偿还主人的买身钱或债务,实际上已经从原来意义上无论是自身还是自己的劳动力均为主人私有财产的奴婢,日渐成为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雇佣劳动者。唐中叶以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佣仆”、“佣保”、“佣织”等人,即有相当于这一类身份的人。李公佐撰《谢小娥》载小娥“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有召佣者。《灵怪集》言郓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酉阳杂俎》亦载:汴州百姓赵怀正,太和三年,“妻阿贺常以女工致利。后移居洛阳会节坊,富人多“雇其纫针”,缝制精美服饰。上述这些与原本的女婢相比,相似之处是都由主人驱使,劳动没有自由。不同之处是她们并未列入正式贱籍,趋于良人阶层。若债务还清、佣期完成即可脱离主人,如谢小娥“佣保于江湖间”即反映她可以雇佣于不同的人家,而不是永世只能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人身有了很大自由。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有的雇佣者已经获得一定的报酬。赵怀正妻阿贺即“常以女工致钱”;《玉堂闲话》载兖州民妇贺氏,“佣织以资之,所得佣值,尽归其姑”;齐州刘十郎“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以自给”;更有甚者《酉阳杂俎》记荆州有一女工,“常造雨衣,与胡氏家佣作,凡数岁矣,所聚十三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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