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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说辨


□ 侯文宜

  内容提要:追溯文气研究的现代进程,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与《文气的辨析》可谓两篇奠基性论文。尤其后者对文气涵义的逻辑辨说,可以说是20世纪文气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但其局限也是我们应予反思和超越的。
  追溯文气研究的现代进程,绕不过郭绍虞先生的两篇奠基陛论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与《文气的辨析》。
  
  在这之前,文气说并不是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一种存在,而是以批评话语的形式不断衍生和存在的。无论是魏晋时期曹丕《典论·论文》中始提的“文以气为主”,还是紧随其后刘勰《文心雕龙》中倡导的“气以实志”、“意气俊爽”,钟嵘《诗品》中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一直到唐代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宋代苏辙的“文者气之所形”说,清代曾国藩、刘大魁等桐城派的“仁气”说和“声气”说等等,有关文气的种种思想言说都是以对作家作品评鉴的话语形式出现的,概言之,文气论在现代之前是一种诗文评的型态。而当历史入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型和西学的冲击影响,特别是经梁启超等革新派掀起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继而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等等,文气说作为一种批评话语已日益边缘化了。其实,今日检审文气说衰萎的原因,应该说既有社会历史文化的缘故,也与文气说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关,因为到桐城派尤其刘大魁的“声气”说这里,文气说已失去曹丕当年话语语境下的许多哲学文化底蕴,且日益走入纯粹形式技法一隅,追求“因声求气”、“音节高者神气必高,音节下者神气必下”,所以有“五四”先锋所抨击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与此同时,随着西学化大学教育体制的逐渐规范和“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中国文学批评史遂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大学中文系一门课程,文气说也由实际“生活着”(巴赫金语)且不断生成着的批评话语变成学者桌案上的理论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下,郭绍虞先生开始了对文气的研究,并成为文气说现代学科研究的早期范型。
  作为20世纪进入现代以来最早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自觉进行研究的学者,郭绍虞的贡献与意义之大是无可置疑的。在文气说尚无专门的现代知识型学科型逻辑研究的前提下,郭绍虞最先于1927年在《小说月报》十九卷一期上发表长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紧接着又于1928年《小说月报》二十卷一号上发表长文《文气的辨析》,可见,其对文气说现代研究路径的开辟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如果说前者最大的贡献是将批评史上两个核心范畴“神”与“气”的演进放在联系比照的论证中完成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一次初步梳理,提出了“神”“气”批评观发展变化的“五个时期”说,那么,后者最大的贡献是对“文气”内涵诸义的详加辨析,以及将“文气”说转化为现代术语阐释的“个性论”和“风格论”的尝试。然而,基于历史的、时代的以及个人理解的种种因素,在郭绍虞对文气说的阐发中,其解释的思路维度以及价值取向都显现出一种简单化、狭窄化的局限,而其解释影响之大基本上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各种文学理论教程中的底本。故这里试主要就《文气的辨析》作一些辨析,以讨论文气与中国文气说批评论整体的理解问题。
  《文气的辨析》一文可谓早期学科化研究的典范论文,其形式逻辑的条理谨严达到几无挑剔的地步,全文脉络清晰、结构谨严、论证有序,由总到分到总,一个完整自足周严的体系。郭氏首先提出了文气之需要辨析的缘由:其一是因为气与理、神、味等“精义”的混淆,如说气机近于神,说气韵近于味,说精气或元气则近于理,故文气界限最为混淆不一;其二是昔人不审名理且滥用之而难有定论,“所以专就文气之说一辨析之”。
  郭氏的辨析是从字义及引申义开始的,值得注意的是,其辨析是简单粗略的,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条“气”范畴使用上的线索:即由自然(现象)义——伦理(人事)义——艺术义,表明了辗转引申“渐由具体而进入抽象”的演变:
  气字本象形,其本训为云气。云气嘘吸出入,虽无定形,但论其本义,并非绝对抽象的名词。其后一再引伸,以指天地之元气,以指吐纳之气息,以形容流动之气象,于是渐由具体而进入抽象。由是再展转引伸,以指个人之气禀,以指修养之气质,以指环境之气习,于是复由述自然现象者一变而论及人事,成为伦理上的术语了。此后再进一步以指行文之气势,于是始为文学批评上的术语。所以严格地讲,文气之说,不过指行文之气势言耳。无疑,这里的概括确实精要,那就是,在自然的意义上,“气”有三义:分别指天地之元气、吐纳之气息、流动之气象,在伦理的意义上,分别指个人之气禀、修养之气质、环境之气习,在文学艺术的意义上主要即指行文之气势,“于是始为文学批评上的术语”。
  但问题在于郭氏干脆明确的一句断语:“所以严格地讲,文气之说,不过指行文之气势言耳。”这无疑是简洁而明了的,也是便于感性直觉的,但却也将文气说的渊源涵蕴等近乎截掉而局限于了行文的“气势”,而且这里显然有先人为主之痕,似乎由上是难以推导出“文气之说,不过指行文之气势言耳”的单一结论的。但郭氏为了快刀斩乱麻,虽然也知文气说“与上述的许多引申义不能无相关的关系”,但因其“错综纠纷”、纠缠不清,遂“删除枝叶,所以不旁涉到哲学上论气的话”。但其无疑也自感不周全,所以又特别补充说明:“当然,不是说哲学上的论气和文学上的论气没有关系,但是为要使文气说的理论简单化一些,还是以避免不谈为宜。”可能郭绍虞当初也并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以至成为现代文气说理解的主要范本,而这一“简单化”,却斩断了文气说的所有根脉和外延,使得文气说走向了纯粹的行文技法和风格论。以至我们在现代学者唐弢1939年写的《文章修养》中就看到了这样的话:“究竟什么是文气呢?我们知道,一句句子的构成,或长或短,或张或弛,彼此是并不一律的,因此读起来的时候,我们从这些句子所得到的感觉,以及读出来的声音,也就有高低,有强弱,有缓急,抑扬顿挫,这就是所谓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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