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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气说辨


□ 侯文宜

  内容提要:追溯文气研究的现代进程,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与《文气的辨析》可谓两篇奠基性论文。尤其后者对文气涵义的逻辑辨说,可以说是20世纪文气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但其局限也是我们应予反思和超越的。
  追溯文气研究的现代进程,绕不过郭绍虞先生的两篇奠基陛论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与《文气的辨析》。
  
  在这之前,文气说并不是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一种存在,而是以批评话语的形式不断衍生和存在的。无论是魏晋时期曹丕《典论·论文》中始提的“文以气为主”,还是紧随其后刘勰《文心雕龙》中倡导的“气以实志”、“意气俊爽”,钟嵘《诗品》中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一直到唐代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宋代苏辙的“文者气之所形”说,清代曾国藩、刘大魁等桐城派的“仁气”说和“声气”说等等,有关文气的种种思想言说都是以对作家作品评鉴的话语形式出现的,概言之,文气论在现代之前是一种诗文评的型态。而当历史入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型和西学的冲击影响,特别是经梁启超等革新派掀起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继而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等等,文气说作为一种批评话语已日益边缘化了。其实,今日检审文气说衰萎的原因,应该说既有社会历史文化的缘故,也与文气说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关,因为到桐城派尤其刘大魁的“声气”说这里,文气说已失去曹丕当年话语语境下的许多哲学文化底蕴,且日益走入纯粹形式技法一隅,追求“因声求气”、“音节高者神气必高,音节下者神气必下”,所以有“五四”先锋所抨击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与此同时,随着西学化大学教育体制的逐渐规范和“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中国文学批评史遂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大学中文系一门课程,文气说也由实际“生活着”(巴赫金语)且不断生成着的批评话语变成学者桌案上的理论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下,郭绍虞先生开始了对文气的研究,并成为文气说现代学科研究的早期范型。
  作为20世纪进入现代以来最早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自觉进行研究的学者,郭绍虞的贡献与意义之大是无可置疑的。在文气说尚无专门的现代知识型学科型逻辑研究的前提下,郭绍虞最先于1927年在《小说月报》十九卷一期上发表长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紧接着又于1928年《小说月报》二十卷一号上发表长文《文气的辨析》,可见,其对文气说现代研究路径的开辟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如果说前者最大的贡献是将批评史上两个核心范畴“神”与“气”的演进放在联系比照的论证中完成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一次初步梳理,提出了“神”“气”批评观发展变化的“五个时期”说,那么,后者最大的贡献是对“文气”内涵诸义的详加辨析,以及将“文气”说转化为现代术语阐释的“个性论”和“风格论”的尝试。然而,基于历史的、时代的以及个人理解的种种因素,在郭绍虞对文气说的阐发中,其解释的思路维度以及价值取向都显现出一种简单化、狭窄化的局限,而其解释影响之大基本上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各种文学理论教程中的底本。故这里试主要就《文气的辨析》作一些辨析,以讨论文气与中国文气说批评论整体的理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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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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