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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按下快门


□ 赵 川

为谁按下快门
赵 川

纪录片编导、艺术家吴文光二○○五年时给了中国的农村村民们不少照相机、摄像机,让他们拍摄村里日常。那些照片后来被收集起来,录像剪辑成了些纪录片。村民之一说“摄像机就像是我的眼睛”。那些照片和录像,让二○○六年在北京工作室展映这些影像的吴文光,因此有了村民们的眼睛吗?另一方面,因为端了照相机,村民们就有了接近吴文光式的眼光吗?吴文光用现代摄影技术将村民武装起来,但由他发布的图像,是否仍不过是按吴文光趣味组织的乡村故事?经历了“拍照”,村民看待村子的目光,会否就此受这场外力作用而改变?如果不是这场,是否一定会有另一场影响他们看村子的事件?如果假设吴文光给村民不仅是相机,还包括理论培训和趣味要求,然后持续发布和收买村里产生的照片,将村民与外面的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并发展成为一种致富产业。村民会否就此喜欢起这种玩法?另外,村子会因为吴文光没给相机,或外人不想看,而没有存在的意思吗?
细想这些问题,不会影响到拍照人按快门的能力,但或许会影响按下去那刻的心情,拍出的图像当然会跟这点心情有关。这其中有些问题,可能会让一些人落入两难。世界有窗吗?仅是一扇还是很多扇?不同的窗后有的是相同还是不同的世界?

世界,是在于我们的理解之中的。尤其在照相机的镜头里,世界是再清楚不过地存在于意识之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吴文光往农村派发相机、收回图像的工作,背后是欧盟和中国民政部合作的“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下的公共宣传计划。欧盟为那些项目花了不少钱。从这个事件背景来谈论拍摄,我们太容易顺了些现成的理论思路,走到西方和中国、看和被看之类问题上来。尽管这种探讨角度不论过时与否,都有其价值;然而,更为现实的是,村子里其实早已可以看上电视,年轻人也随便地穿着西装。我的意思是,中国农村外面的世界不光是欧洲、美国,也是北京或上海,它跟中国一样,早已不是个封闭独立的空间。西方之于我们,里里外外,那些问题早不再泾渭分明地对立在那里。那么,我们将要按下的快门,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和建设眼前这个世界?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近现代摄影术在欧洲才诞生不久,中国人就已接触了解到这门技术。但它并没有像在欧洲那样较快地发展成一门充满现代意味的艺术。因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性”和“艺术”这些词,本身就与“西方”密切挂钩。在当时,中国显然诸多方面都不具备那种条件。
经历一百几十年后,有一天在上海繁华地段的某个咖啡馆里,才编辑了《3030新一代中国摄影》(3030 New Photography In China)这本画册的英国人约翰·米利查普(John Millichap)对我说,其实两边的年轻人,他指中国的和欧美的,他们现在拍的东西,可能摄入镜头的环境细节会不同,但拍照的思路和手法基本上已没什么不一样了。或许,他讲的只是事情的一面。在这之前不久,《南方周末》上刊登了文学批评家李陀的文章,是针对“二○○六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的。在那个被讽为“看门诊”的见面会上,掌控市场强势的西方博物馆、画廊业者和摄影评论家们的品评,对中国摄影群体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冲击,并给个别摄影家带来挫败感。李陀说:“你可以强调这是商业活动,但是也不能否认,‘见面’里充满文化冲突,其中隐含着在文化价值和艺术评价里谁支配谁的斗争。”又一天晚上,我问参加过那次见面活动、也被选入“3030”画册的一位年轻艺术家那两天的“见面”经历。他轻松地讲跟老外聊得挺兴奋,没障碍,只是他去见面,是想让他们给他出个人画册,但欧洲人只有兴趣做五百本限量印刷,这他不干云云。他说那里真正刺激的是这么多中国做摄影的人,急于想要把自己推出去的焦躁气氛,那种气氛让人透不过气。
这种焦虑或许正是挫败感的原因?如果说,上面这些例子只是一头大象的不同部分,但不管怎样,显然那头大象身上正酝酿着矛盾和冲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具有独立思考气息的“四月影会”的活动,名气远小于同时期美术方面的“星星美展”。摄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变革,也远不如美术方面来得猛烈。同样有着提升中国文化现代性意义的大陆现当代艺术,在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近二十年中,与西方逐步深入交流的经验,是可以为讨论摄影的走向提供一定参照。
国内现当代艺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西方人直接介入,产生实际作用的是一九九三年由荷兰人戴汉志策划的赴欧展出,以及那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首次邀请十几位大陆艺术家参展等。在这前后几年间的不断沟通和努力推广,使随后开始的由中国往欧美的交流,更具有实质性和能够走向深入,并带动上世纪末起在西方持续的中国当代艺术热。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国内艺术家和评论家也相当程度上努力想要与西方的经济、文化权势较量;然而,就大体上的观察而言,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建立在由西方理解、影响和支撑的基础之上。当下重要的大陆当代艺术家所获得的国际声望,无不是因为得到西方赞赏。较早为中国艺术家奔走的西方人中,不少是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有着对左翼红色中国的浪漫情结。他们热衷于推动对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符号的相关思考,内中也许不无对自己逝去青春的缅怀。而随后由于中国国际影响突升,中国艺术这座金矿被发现,蜂拥而来更多各路商业和文化上的淘金者。在这样的态势中,不少此前有影响的中国艺术家和他们的探讨方向,经历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命运沉浮,艰难地与西方货币和文化兴趣造就的新一代中国当代艺术抗衡,逐渐没入尘埃之中。传统上具有意识形态和学术权威的国家美术馆,也转以舶来的双年展为主流,或热衷于市场经营活动。这时的当代艺术,大面积丧失掉对自身现实的真切情感和严肃话题,而变得半推半就地服务于海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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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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