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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到台大


文 黄雅诗

  他没有写下任何一本教育理论的书籍,却是两间世界顶尖大学的校长;他接触过欧洲最新的史学理论,却没有以新理论特立独行,而是以“史学只是史料学”推着中国史学脚踏实地;他没有胡适、蔡元培的名闻遐迩,却是胡适的保护者、蔡元培的继承者;他没有鲁迅的激进、罗家伦的圆滑,却终生为了自由主义和学术独立奔走。

  他是脾气不好,却爱憎分明的傅斯年。

  在混乱下先后整顿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在战争中支持庇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短暂的54年生命中,他像一个转动聚光灯的灯光师,把明亮耀眼的光线打在诸多学者身上,自己却在后面为他们烦恼柴米油盐,为他们的学术火焰添加薪柴。他是敢作敢当,却操劳过度的傅斯年。

  五四游行的扛旗者

  傅斯年一生为人称誉的事情很多,当他还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时候,创办《新潮》杂志,又被推举为五四运动游行示威总领队。许多人听到五四运动只想到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或胡适,其实走在队伍最前头、扛着大旗,领着学生队伍前往曹汝霖家的人.正是傅斯年。他对于时事十分关注,每当有他看不顺眼的事情,他总是第一时间写文批评。当时同在北大的顾颉刚,就曾经劝他低调一些,以避免祸事,他却回答:“我们对于自己的态度,不可不温愉,对于自己的主张,却不可不坚决。总要自信得过,敢说敢行。”傅斯年后来被称为“傅大炮”,正是出于这样“有过言过”的思想。

  如果问起引领傅斯年走入新文化运动的人,除胡适之外,再无他人。在北大就读时,傅斯年因着顾颉刚的推荐,而听了胡适的课,此后便成为铁杆粉丝。当时,曾有学生不满胡适过于年轻,看法、理论又偏向西方,而傅斯年以支持者的角色,稳住了胡适在北大的地位。(胡适一直到了晚年,才知道这件事情。)胡适开启的新思潮大门,对推崇章太炎的傅斯年来说,是人生和学术路上的重大转折。原本沈浸旧学的傅氏,在此之后转而支持新文化,并成为一员虎将,对此胡适功不可没,而受他影响颇深的傅斯年,则从未停止过维护人的角色。

  当傅斯年接任史语所时,有记者前来采访,却被他赶了出去,原因是该报社刊登了骂胡适的文章。但凡有人骂胡适,傅斯年都会严词反驳,即使后来两人意见多有歧异(甚至一度绝交),他仍旧回护着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就连1950年9月(胡适赴美、傅氏赴台).胡思杜(胡适儿子)批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其文章被港台及海外报刊引用,使得胡适十分难堪,傅斯年当月便投稿报纸,将舆论缓和下来。傅斯年一生夹在政治和学术之间,他几度接任职务,其实多与胡适有关。

  如果把时间往前追溯,推算那位让傅斯年站在队伍前面的人,便会看见蔡元培的身影。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对于学术独立,不遗余力。在两千多名学生中,蔡元培并非一开始就知道傅斯年,而是在他创办《新潮》之后,才开始着意培养。由于杂志一出版,便获得社会各方的共鸣,引起当局关切。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国会和教育部的庞大压力下,蔡元培力排众议,甚至还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傅增湘).希望他能支持大学兼容并包的精神。

  由于蔡校长的一力庇护和支持,傅斯年等人能够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心,针砭时弊,也才引导出后面的五四运动。傅斯年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称赞蔡校长“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的精神。因为蔡氏的支持,傅斯年得以大展拳脚,也正因为这位才德兼备的校长,傅斯年之后接下两次校长的棒子,都是睬着蔡元培的脚步前进。 可以说,蔡元培和胡适,这两位中国近代大师,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傅斯年的一生。

  战火后的大学

  傅斯年卓越精练的行政能力,是受到当时众人所推许的。1928年,他筹办中研院史语所,此后22年里,没有一日卸下这个职称;1945年,他接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仅用一年时间,便把即将展翅的综合性大学,交给校长胡适;1949年,他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的宵衣旰食,整顿了学校制度和繁杂校务。对傅斯年来说,史语所是“精心雕塑的—部学术精品”,北大是他的母校,而台大则是他未完成的理想。

  交到傅斯年手上的两间大学,都是在日本退出之后,教师缺乏、学生良莠不齐、制度混乱,兼以名声狼藉。傅斯年并非教育学家,更没有系统性地接受教育领导的训练,但他一眼便看出问题本质: “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不集中。”从制度下手,他加强考试规范,订立选课制度;从师资下手,他请来史语所的学者,也找来昔日同学;从学生下手,他改建宿舍,厘清校产问题。对于改革,傅斯年大刀阔斧,用人唯才。他曾说教育部长写的介绍信,跟个人自己写的信,份量相同。他也曾经在台大校长室门外,贴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的纸条。

  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 1896).《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死于1950年,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傅斯年看着也经历着,中国这艘船在一波又一波,充满硝烟味的惊涛骇浪中行驶。他那一代人最迫切关心的问题,便是如何将这艘漏洞百出的船,逐渐而迅速地,驶向先进强大的西方。早一代的粱启超提出的文学路线(用小说启迪民智),已经不适用,到了傅斯年的时代,纠正“中国人的散沙性”才是快捷方式,而教育正是最好的方法。他曾说: “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以学术为基础,前进未来,立足于世界,在这样的角度上看去,他对于大学制度的严格谨慎,便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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