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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关键词”


□ 汪丁丁

  另一位汪家的先生在《读书》呼吁研究“关键词”,有两位先生还编了两个“关键词”的解释,编辑部称为“词语梳理”。(见《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这些,都是好主意。西学兴起之后,中国人接触此类“关键词”日多。由于汉语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环境,人们对“关键词”的理解,颇多偏离原义之处。偏离无碍——有时还要“误读”呢!——但要知其之所以然。现在为了响应这一位汪先生的号召,试以若干最常见的“关键词”,诌出一篇经济学之概说,也就是供中国一般的知识者——我假定他们都是《读书》的读者——了解的对人类社会最基本问题的经济思考。也许,这也是了解“关键词”的一个办法。
  经济学是什么?它应当是什么?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就被认做是研究如何有效地、用有限的手段(means)去应付人们无限止的“欲望”。不错,我用了“欲望”(desires)而不是通常所用的“目的”(ends)。因为我要用“目的”来表达那些更高远的精神指向。另外,我用了“应付”(meet)而不是通常翻译的“满足”,因为我们正是在“应付着”那些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类才能进入“各取所需”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迫使经济学家不去过问那些手段和那些欲望是否正当或是否高尚。他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了那些还没有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儿放逐出去的、依旧很高尚的道德哲学家们。经济学家们也不再关心人的欲望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类问题,那已经分工给了心理学家们(理论的和实验的)。于是现代经济学变成了主要研究如何有效运用现有手段的科学。至于经济学应当是什么,我想在文章的结尾处再提及。
  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就是马克思眼里的“庸俗经济学家”,他们是边沁(Bentham)主义者。他们说,实际上是他们的先驱者边沁说,凡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感到焦虑和痛苦,幸福就是从焦虑和痛苦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脱。在这方面人与动物无异。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个美好社会于是应当“使最大多数的人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句话给后代的不同意“效用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们带来的焦虑和痛苦直到现在也还无法解脱。记得在试刊的《三联生活周刊》读到樊刚自称是“一个俗气的经济学家”,不禁失笑,感到了经济学的反讽。芝加哥大学的利奥·斯特劳斯据说被目前半数的美国政治系掌门教授们尊为“先驱”,这个把哲学还给了政治学的人说过:最好的社会制度之所以实现不了,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的二元人性,人是介于兽和神之间的“in-between being”。(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tical Philoso-phy?,Free Press,1959)
  那些能够缓解人们焦虑与痛苦的东西,应当被叫作手段。所以在眼下的世界,钱是一种手段,因为用钱可以买到我们欲望着的东西;所以在那个点石成金的故事里,黄金绝对不是手段,因为他用黄金买不到任何他真正欲望着的东西。水和空气,当它们充满着我们时,它们就不是手段,因为我们感受不到因缺少它们而有的焦虑与痛苦;当它们变得稀缺时,它们就是手段,因为我们的生命感到了那种窒息和由此而起的焦虑。诗和面包,它们稀缺的程度是一样的吗?对中国大多数已经脱离了“温饱状态”的人来说,面包已经不值得焦虑了,代之而起的也许是住房的焦虑,出国旅游的焦虑,家用电器,汽车,养老金(未来的面包),权力欲(“自我实现”的欲望)和社会地位(对“受人尊重”的欲望),最后,如果还没有被淘汰,我们会“欲望”听一首好诗,看一幅好画,赏玩一块石头,或其他的能够把我们经历过的美好的转瞬即逝的心灵感受凝固于其中的东西。说实在的,我们忙着上班下班吃饭洗漱睡觉打电话拜访公婆父母子女上司结婚和离婚,实在没有时间玩味我们心灵在某一瞬间的感受。像久久不品茶一样,我们渐渐会忘记了我们的心灵,忘记了怎样品味一首诗。习惯了没有诗的生活,我们不再感到没有诗的焦虑。诗,便不再是手段。失去了人生目的的人是多么容易成为手段的奴隶啊。我匆忙地穿过香港中环的闹市,极少有机会忆起但丁的名句:“在我人生行旅的中途,我迷失在一片不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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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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