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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事的史迹


□ 白谦慎 薛龙春

陈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下简称《考释》)是一本考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七百多通明代信札的著作。这批手札有七百三十一通,外加账单一件和名刺一百九十二件,合计为九百二十四件。原件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册,二十世纪中叶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是目前已知的数量最大的一批明人信札,且收信人基本为同一人。有如此的规模,材料又相对集中,研究价值自然也就更高。收信人方用彬(一五四二——一六○八),字元素,南直隶徽州府歙县岩镇人。他兼有文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其家本富饶,入赀为国学生,曾师事著名文人汪道昆。方用彬具有较深的文化素养,同时又在里中开设店铺经营古文化产业和典当业,且生平好游,是故交游多四方知名之士。
这批信札的写信者四百余人,包括方氏宗族、亲戚及各地友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著名文人如王世贞、汪道昆、谢陛、潘之恒,著名书画家如周天球、詹景凤,著名墨工如方于鲁等,当然更多的是宗族成员与落魄文人。方用彬有意识地保存了这批手札,期待后世识者能晓其良苦用心。然而,四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信札作为史料被人们使用殊非易事。只有经过整理与考释,信札文本及所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清晰而坐实,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而陈智超先生的著作正是对这批信札做了详细的考释,使之成为能够比较方便使用的史料。此书的结构包括三个部分:
(一)释文。原信有不少是行草书,亦有流行的潦草俗体,即使是精研书法者亦不易辨认。由于这样的困难,著者也有少数草书未能辨识,且现有释文中亦有少量可以商榷处,如日册○四九函“出公手腕,拙诗”当为“书上,手腕拙弱”;火册一○一函“□之于怀”当为“笥之于怀”,等等。作者对于可能的差错并不讳言,并且十分负责地将这批书信全部影印,置于全书第三册。这为我们进一步核对、使用材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考释部分。著者根据所搜得的资料考定手札和名刺的有关人脉网络。首先是收信人、写信人、信中提到的人。作者综合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信件的内容等多方面的线索查找,至少考证确实了80%的人物名姓、身份。如月册七十四函所提到的“史云老”,著者根据信中“溧阳”二字,检嘉庆《溧阳县志》,查得一位史继书,著有《云津诗集》,但他仍未遽定,后来在土册中又见到史继书的名刺,方更为确定。著者还根据信中所及事件来判断写信的时间与地点,并进而超越书信的字面意义,寻求信札赋予的深层次的意义。如日册十函丘齐云请方应彬为印书一事,著者在说明其时歙县刻书、印书业发达之后,进一步追问托刻之“小编”究竟为何书,最终证得乃《遥集编》,为丘氏与妓女呼文如唱和的诗。他还与《列朝诗集》相关记载相印证,并讨论柳如是选诗的取向。
(三)资料部分。将有关写信人生平简历、写信人与收信人交游、与信札所及事件相关的种种资料进行汇编。这一部分资料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信札所及人物、事件大有裨益,而且就全书而言,大量零散的信札就有了立体感,一个交往群体赫然在目,对于我们总体把握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中一个典型地区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社会相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如同著者所说的那样,有兴趣的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利用这批信札,我们也可以以著者已搜集的资料为线索,对于相关问题继续查证与深入研究。
著者的贡献并不止于告诉读者“是什么”,他还将所使用的证据、方法、论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堪称一部示人以法、指导年轻学者学习处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著作。在e考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依靠计算机的检索功能,这一方法虽然方便,也很有效率,但容易忽略对原文做细致的阅读。信札这部分资料因其书迹特点,不能转变为电子文本,所以还需要有直接的阅读能力。而且信札中的称谓常发生变化,有时又有省略,非对文本有相当的熟悉,不能知道其中的人物。所以这一方法的展示必将取得很好的示范效果。
此著自出版后已经得到徽州学研究界的重视和好评,但书中所保存的大量艺术史的珍贵资料却很少引起有关领域的关注,也少有人对此书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予以论述。而要认识这个意义,我们有必要对艺术史关心的问题作一回顾和介绍。
艺术史的研究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在中国起步甚晚。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步从六十、七十年代对形式特征的分析逐渐转向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怀。在这一大的风气之下,研究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和艺术的关系、赞助人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日益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这点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一九八○年,美国十余位中国艺术史学者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聚会,探讨中国艺术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一九八九年由李铸晋先生、何惠鉴先生、高居翰先生合编的论文集《艺术家和赞助人》(Artists and Patrons)出版。由于台湾地区和西方的联系比较密切,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这一转向,对在台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艺术史研究也开始反映出一些社会史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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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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