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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



  一
  
  因缘际会,我有幸参与了《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一书的编撰、翻译和编辑工作。编这本书的初衷是要为北京东方瑰宝公司李巍先生私人鉴藏的近千尊金铜佛像选编一份图录。然而,汉、藏两种佛教艺术风格水乳交融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把对每一件藏品的精致、仔细的个案研究与汉藏佛教交流史的宏大叙事联系了起来。
  二十多年前,我就与西藏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汉藏两种文化交流的历史越了解、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发感受到汉藏两种文化传统的互相渗透是如何的深刻和不可分离。
  遗憾的是,这却不为世人所了解和认同。后现代的西方人将西藏理想化为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或者说香格里拉,而同时将China(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纯粹汉人的国家)编排成了一个与西藏完全对立的异托邦(Heterotopia)。乌托邦是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就像香格里拉在英文词典中的定义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一样,是与现实社会完全相反的、理想化了的一种完美形式。而与它相对的他者空间,则是一个与乌托邦完全对立,甚至倒置的地方。它与乌托邦中的一切完美形成强烈的对比,故称“异托邦”。西藏就是当今西方人心中的乌托邦,代表了人们所能想见的一切美好,而China则正是与它形成强烈对照的异托邦,代表了一切与美好相反的东西。在西方人眼中,我等汉人只能是西藏文化的杀手,汉、藏文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与西藏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方世界,从此成了西藏的精神近邻,曾经是殖民侵略者的西方人,则成了西藏文化的大救星。
  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各民族的民族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界定和构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自然成为人们思考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毋庸置疑,一切建构自己的民族认同、鼓励民族和文化自觉的努力,都对保存和光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一个弱小民族而言,构建它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甚至与它作为一个民族,或者说族群的生死存亡都有直接的关联。可是,这样的努力如果引导不当,往往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引出一系列负面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过分渲染、对民族认同、文化自觉的过分执著,很容易转化成激进、狭隘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而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构建出来的民族和文化认同多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些被用来和他民族做区分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也多半是人为的创造物。为了构建自己民族的认同,人们对不同文化传统中那些相通、相同的部分视而不见,却十分执著地专注于发掘两种文化中的相异和不同之处,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倾向。如果民族和文化认同的维持是建立在求异,而不是求同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必将成为社会中的一股分裂势力(a divisive force)。有鉴于此,我们在积极构建汉、藏两个民族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传承和弘扬汉、藏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同时,理应对这两种传统文化中那些互相交融、和谐共通的部分予以更多的关注。求同存异,方为正道!
  
  二
  
  汉、藏文化从来就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两个民族走的常常是同一条路。今天或许有人会对“汉藏同宗同源”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但美国最有成就的汉藏语言学家Christopher Beckwith先生近年曾发表鸿文指出,古汉语文献中“吐蕃”两个字原本的音读就是“发羌”,可见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将他研究羌族历史源流的名著题名为《羌在汉藏之间》确实是很有见地的,或许更确切的表达还应该是“羌在汉藏中间”。至少在今天的汉族和藏族人身上都还流着古代羌人的血液。
  汉藏是否同宗同源暂且不论,汉藏文化交融源远流长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尽管汉族和藏族都有酷爱写史的传统,但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后世藏文史书中说,早在吐蕃第一位国王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在世时,许多汉地的历算、占卜和医学著作就已经被翻译、流传到了吐蕃,可按照传统的说法,藏文书面语是松赞干布时期才创立的。但藏族史家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藏族传统使用的占卜方式确实与汉地的九宫、八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汉地的“河图”、“洛书”,以及阴阳五行之说,很早就已经渗入西藏文化之中。文成公主入藏缔结的不只是一段政治婚姻,它完成的更是一次文化之旅。随文成公主入藏的释迦牟尼像至今依然是西藏最神圣的佛像,随公主入藏的和尚们不只是把汉地饮茶的习俗传到了吐蕃,更将汉地的佛法带到了雪域。汉传佛教不但是藏传佛教的两大来源之一,而且汉传的禅宗教法一度曾经是吐蕃最受欢迎的佛法,从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中我们可以见到所有早期重要禅宗文献的藏文翻译。当今受西方人欢迎的两种藏传密法,即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按照萨迦派和格鲁派上师们的说法,它们根本就不是从印度传来的正法,而是汉地和尚摩诃衍所传的“万应妙法”。中外学者至今还在争论那位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吐蕃之奘公”的大译师法成到底应该是汉人吴和尚,还是藏人管·法成,他翻译的汉文和藏文佛经是那么的完美无瑕,很难想象它们出自一位外族译师之手。应该说,法成就是吐蕃时代汉藏文化交融的产物和象征,对他来说,汉、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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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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