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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之死


□ 王 昊

从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雷海宗便拖着疲病之躯往来于自家寓所、病院与南开大学主楼之间,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史”,那时的雷先生“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维艰”。尽管如此,能够重返讲台,能将“有限的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对于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来的雷海宗而言,已是莫大的欣慰,精神较以前有所振奋。可是,此时的他毕竟重病缠身,人终究不能只靠精神支撑。早年留给学生们深刻印象的那个博闻强记,“讲课安详、生动、流畅”,“手持粉笔,常常连卡片也不带,年代记得特别清楚,随讲随把公元纪年、人名、书名等写在黑板上”的挥洒自如的雷先生,现在却不得不依靠拐杖、三轮车两样工具,每当上课的时候,“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这个被病痛折磨得神形颓萎的“小老头”,最终将他那痛楚满身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学生们的记忆深处。
雷海宗,一个曾经名动士林的史学名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在学界崭露头角。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战国策”学派主将闻名的雷海宗更是以其独特的形态历史观、文化史观及对中西历史的深邃理解而声震史林。如此成就的雷海宗,晚年生活却不甚如意。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在华北区的清华大学被改为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原来实力较强的清华文科遭到裁并。是年,雷海宗被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说起来,令南开人略有些气短的是,虽然雷先生终老于南开,但是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辉煌却着着实实地写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历史上了。
院系调整的利弊得失虽有定论,然检讨之声依然不绝,反正结果是喜忧参半。不过不能否认,一些有着悠久且优良办学传统、独特且鲜明学术特色的大学已是神采顿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损失了一批已经与学校铸成“血肉联系”的著名学者。一个有着稳定且具特色校风、校格的高等学校,必然拥有一个相对稳固的学者群体,尽管这些知识人的学术、学科背景不尽相同,但因较长期地服务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校,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个“意气相近、脾性相投”的群体,从而逐渐形成了较为相近的精神底色,一个学校的多姿风貌正是依凭着这些学人而真实和鲜活地体现出来的。这些学人有如一个个色彩、质地相近的珠玉,串联在一起,便是一款名贵的宝器,整体及各部件都具连城的价值。可一旦各类宝器被参杂交错,各色珠玉被弄得玑珠散落,即便再被参差相连起来,那件物品也只能是华彩斑斓而已,“珍贵”可能就谈不上了。从这一意义上讲,雷海宗是属于清华的,他的学术生命基本中止于他的清华时代。话虽如此,但珍异之器,亦必有夺目之光。与郑天挺先生一样,雷先生之于南开,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于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过至为关键的作用。雷、郑二人移砚南开,顿使南开史学研究风气丕变,学术风貌焕然一新,此是不争之论。
当然,有时看似“合情合理”的历史逻辑却有违历史人物的个人心意,一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伟大历史而无普通人,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雷海宗来南开时的心境已不可考,但此行总让人感觉有一丝“发配”的意味。以当时流行的政治观来思量此事,觉得让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倒也是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当初,郑天挺离京赴津时,曾有过一番思想上的斗争,“我在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虽有此种想法,但也深知“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遂愉快成行。当时的雷海宗,想必也是如此心情。
按理说,雷先生在知天命之年调入南开,年虽半百,而学术生命实乃甫入“壮年”,如若能假以时日,辅以和谐理想的学术环境,势必能使自身学问更为精进,也必能造就出卓然的学术成就。然而后学及亲友常常慨叹的是:先生满腹学识无人领受,雷氏衣钵托付无人。
对于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来讲,一九五七年是个“六月飞雪”之年。在那些以言落难的学人中,以性格而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性格太冲、太硬,每每显得头角峥嵘,刚健有余而圆融不足;再就是性格偏于温和,谦和有度,遇事则忍,多少带有些“懦弱”味道。雷海宗不是一个棱角分明之人,他性情平和、谦恭,任劳任怨,不自私亦不自大,为人处世恰到好处,当属后者。在妻子眼中,他“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在学生的眼中,他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即便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鸣大放中,雷海宗也没有对当道有过一句过激的怨言,更无尖刻的批评。就是在风雨将至的前夜,他还在《人民南开》上撰文,表达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衷心拥护。在《对整风运动现阶段的体会》中,他简述了几年来自己思想改造的轨迹及学习体会,尤其对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的那段“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讲话记忆犹深,并视其为自己几年来“工作的指针”。雷氏此篇文字颇有模仿当时流行话语的痕迹,对于鸣放期间一些学人的过激行为也提出了批评,并表明自己的立场:“葛佩琦那种杀气腾腾、团结反革命的言论,从最轻的方面讲,显然是要抹杀共产党的领导,要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如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言论,等于否定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另外也有一些说法,虽然不如此突出,虽然口口声声仍然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敌我不分的气味是很容易嗅到的。对于跑到敌人方面去的思想,我们必须与它划清界限;对于模糊不清的思想,我们必须适当地提出批评”,“我们要深深记取: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党。尽管我们不是党员,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人和我们子孙切身利益都是与党存在血肉相联的”。其实,从这种模式化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态度及世界观的明显变化。这变化是否是其内心活动的真实反映,可能还需要些时日观察、判断,但无可置疑的是,雷海宗这番表白是出于对党领导建设事业的真心拥护和对国家的热爱。就像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确实,解放后的雷海宗一直是“积极改造思想,参加各项运动。通过教学和研究,力求为新中国文教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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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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