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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之死


□ 王 昊

从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雷海宗便拖着疲病之躯往来于自家寓所、病院与南开大学主楼之间,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史”,那时的雷先生“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维艰”。尽管如此,能够重返讲台,能将“有限的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对于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来的雷海宗而言,已是莫大的欣慰,精神较以前有所振奋。可是,此时的他毕竟重病缠身,人终究不能只靠精神支撑。早年留给学生们深刻印象的那个博闻强记,“讲课安详、生动、流畅”,“手持粉笔,常常连卡片也不带,年代记得特别清楚,随讲随把公元纪年、人名、书名等写在黑板上”的挥洒自如的雷先生,现在却不得不依靠拐杖、三轮车两样工具,每当上课的时候,“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这个被病痛折磨得神形颓萎的“小老头”,最终将他那痛楚满身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学生们的记忆深处。
雷海宗,一个曾经名动士林的史学名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在学界崭露头角。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战国策”学派主将闻名的雷海宗更是以其独特的形态历史观、文化史观及对中西历史的深邃理解而声震史林。如此成就的雷海宗,晚年生活却不甚如意。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在华北区的清华大学被改为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原来实力较强的清华文科遭到裁并。是年,雷海宗被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说起来,令南开人略有些气短的是,虽然雷先生终老于南开,但是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辉煌却着着实实地写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历史上了。
院系调整的利弊得失虽有定论,然检讨之声依然不绝,反正结果是喜忧参半。不过不能否认,一些有着悠久且优良办学传统、独特且鲜明学术特色的大学已是神采顿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损失了一批已经与学校铸成“血肉联系”的著名学者。一个有着稳定且具特色校风、校格的高等学校,必然拥有一个相对稳固的学者群体,尽管这些知识人的学术、学科背景不尽相同,但因较长期地服务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校,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个“意气相近、脾性相投”的群体,从而逐渐形成了较为相近的精神底色,一个学校的多姿风貌正是依凭着这些学人而真实和鲜活地体现出来的。这些学人有如一个个色彩、质地相近的珠玉,串联在一起,便是一款名贵的宝器,整体及各部件都具连城的价值。可一旦各类宝器被参杂交错,各色珠玉被弄得玑珠散落,即便再被参差相连起来,那件物品也只能是华彩斑斓而已,“珍贵”可能就谈不上了。从这一意义上讲,雷海宗是属于清华的,他的学术生命基本中止于他的清华时代。话虽如此,但珍异之器,亦必有夺目之光。与郑天挺先生一样,雷先生之于南开,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于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过至为关键的作用。雷、郑二人移砚南开,顿使南开史学研究风气丕变,学术风貌焕然一新,此是不争之论。
当然,有时看似“合情合理”的历史逻辑却有违历史人物的个人心意,一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伟大历史而无普通人,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雷海宗来南开时的心境已不可考,但此行总让人感觉有一丝“发配”的意味。以当时流行的政治观来思量此事,觉得让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倒也是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当初,郑天挺离京赴津时,曾有过一番思想上的斗争,“我在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虽有此种想法,但也深知“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遂愉快成行。当时的雷海宗,想必也是如此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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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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