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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完这一辑稿子的晚上,我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那里正在演出林兆华导演的新戏《三姐妹·等待戈多》。林导演匠心独具,把旧俄时代的“等待”与战后欧洲的“等待”编织在一起,在一个世纪将尽的时候,他继续地追问“等待”的意义。
  是的,等待。在旧俄时代的沉闷生活中,契诃夫的朋友们看出了他戏剧中的“异教徒的天才”,因为“契诃夫的人物,决不像我们当时所演的那样,沉浸在他们自己的痛苦中。正相反,他们,像契诃夫本人一样,寻求生活,快乐,笑,勇气。契诃夫的男女人物,想活而不想死。……俄罗斯的生活毁灭了原创性的和最好的事情的开端,妨害男人和女人的自由行动,自由生活,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说:当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悲剧,甚至为它哭了的时候,契诃夫坚持说,他写了一个愉快的喜剧。在剧作的抒情气氛中,他极力使“笑”成为他的作品中的公开行动着的人物。因此,契诃夫的“等待”是通俗的,在自己嘲笑自己的抒情氛围中,他不仅揭示了生活的荒诞,而且感受着改变旧生活的激情——那也许是一种预言,一种突破这种沉闷生活的情绪,一种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的感知……
  革命的前夜,契诃夫死去了。他的等待沉没于旧俄时代最后的夜色里。我们无法知道:倘若活在革命的年代,契诃夫将是怎样的心态,怎样的命运,怎样去处理这个无时无刻不纠缠着我们的主题——等待。他的后代们,那些革命的信奉者从他的剧作中看到了意义,相信美好的生活在俄罗斯已经指日可待。但不幸的是,一九五二年,当贝克特写作《等待戈多》的时候,人类不仅经历了革命及其伴随的失望,而且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等待的无意义。那两个舞台上的流浪汉等待着戈多,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到来。“咱们现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咱们走吧。”“咱们不能。”“为什么?”“咱们在等待戈多。”“啊。”——沉默。像契诃夫处理的他的“笑”一样,在剧作的荒诞氛围中,贝克特极力使这个不出场的戈多成为作品中的公开行动着的人物。我们的开头是等待,我们的结尾还是等待。我们的等待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机械运动,一种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永远不会停止的命运。因此,现代主义者说:荒诞比悲剧更残酷。
  但是,荒诞比悲剧更残酷么?
  林兆华导演的“等待”是别致的。他不能像革命的信奉者那样去看待《三姐妹》,他宁愿把这个“等待”的主题变成一出沉闷的、近乎荒诞的戏剧;他也不能像战后的巴黎人那样拥抱贝克特的荒诞,他宁愿从《等待戈多》的沉闷、重复和荒谬中感知“等待”主题的喜剧性。在戏剧的末尾,戈多的信使,那个站在舞台角落的高台上的、操着乡音的局外人,爬下高台,为三姐妹搭起了走出孤岛的木板。我忍不住地笑了。因此,一个喜剧成了荒诞剧,一个荒诞剧成了喜剧,最终它们融合为沉闷的生活本身。如果说荒诞的主题是对契诃夫的等待的否定,那么,喜剧的方式也是对于贝克特的荒诞主题的否定。但在这相互否定中,那个“等待”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演出的中场,我听到椅子的响动,有人退场了,他们不愿等待;在演出的结尾,我看到仍然不愿散去的观众围绕着导演,他们还在等待。在这个世纪将尽的时候,林兆华似乎在告诉我们:愿意等待的留下来,不愿等待的请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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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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