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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候式分析与症候式写作


□ 蓝棣之

  症候式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进行认真的探索。症候式分析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运用这个方法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分析。由于这些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经典性、普及性,症候式分析又着力于作出新颖的解释,甚或得出解构性结论,因此迅速而又持久地引起跨学科的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许多创作成就卓著的作家的注意,他们在寄赠新作给我的同时,也飞柬相问:从创作的角度说,作家如何可以利用症候式分析的方法,提升创作的分量和品质?并且提出了许多创作模式。2007年10月,我就症候式分析的有关问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作过一次演讲,在讲完之后的提问和讨论阶段,正好是我们清华大学刚被录取在UCLA就读的博士生李广益,在提问当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是我教学多年从未听到过的。他说症候式分析影响很大,研究生们也很有兴趣,但是难度很大。他认为大家在私下里认为,用症候式分析于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分析,是很成功,但这成功好像只是蓝老师的专利,别人做起来就很困难,选课时很是犹豫。正是这个提问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我想借此机会,把症候式分析方法作一些具体解释,回顾一下在这个过程中的具体细节,看是否有助于读者具体把握这个分析方法。
  另外,正好这个春节期间,有一位资深的央视策划朋友,在谈话时希望我把症候式分析这个方法“数字化”,使之具有操作性。对此,我想说,或许我可以提出15个词汇,作为是否运用这个方法的衡量,就像“新批评”不也有大约15个专用词汇吗?不过,我得先把话说在前头,文学分析的困难和不可操作,也许正是它的个性所在。
  从做学问的角度说,现在是处在一个“理论革命”的时代,理论先行,以论带史,是很普遍的现象。我自己也喜爱理论,尤其对于新的理论,很有兴趣。我总想知道人类最新的理论创造,生怕遗漏,因为这些理论话语总是在描述人类生活的未来动向。仔细想起来,这其实浪费了我很多时间。这些理论著作与我所要做的研究工作,其实没有直接联系,等于是远水不救近火。而且生命是有限的,因而反而影响了我自己工作的进展。在阅读习惯上,在性格方面,我喜欢理论,然而在处理学问方面的问题时,倒是很容易忘了理论,甚至忘记了方法和逻辑,常常根据的是直觉和感受。对于本文所讨论的症候式分析方法,就是如此。事实上就连症候式分析这个名称,都是别人在阅读了我的研究论文之后给我指出来的,说我所使用的乃是类似症候分析的方法。
  可是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内,我都对这称谓找不到感觉。一直到1998年我要出版我所做的现代文学经典分析的论文集时,症候式分析这个称谓忽然非常亲切地跳到脑子里来,像是一位老朋友。这一回我对它很有感觉,也很有好感了,也为它的光彩照人而骄傲。但这丝毫都不影响我所享有的某种专利权。我反而还很高兴,因为我认为我这是“论从史出”,是使用归纳法来命名。假如我先有了一个理论方法,然后拿去套文学作品,或用种种文学作品来推导一番,从鲁迅推导到现在某个作家,那样的话,还是在做学问吗?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就是现代剧作家曹禺。曹禺23岁就写成了复杂万端、深不见底的四幕话剧《雷雨》,而且其魅力使得当时所有剧作家都黯然失色。然而曹禺却说不出来他为何要写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剧本的主题是什么。事过两年之后,曹禺才在众多蜂起的评论中指出其中的一种,他说这里所说的这个剧本的主题,的确就是我所想而又说不出来的主题,他说我现在追认它。所以,我可以说,我追认我所用的方法其实就是曹禺的方法。
  其实,对于我的文学文本分析工作给予命名的朋友是很多的。我记得最早在1985年北京万寿寺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和1986年在天津宾馆召开的“全国第一届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上,就有不少的说法,有的说我是新批评,有的说我是心理批评,有的说我用的是细读法等。从那以后。我才去找相关的书籍来研究琢磨。后来,记得大概是世纪之交那两年,有一次在南京大学召开的跨学科的文科学术会议上。当我发完言后,刚走下台来,大家就包围而且抢着说:你的方法是考据学,是索隐派,是新考据派,这之后我才认真看了看胡适对于《红楼梦》版本和时代、作者的考据,觉得很有道理,很喜欢,而蔡元培的索引,那就太离谱了。这时候我开始认真考虑我的方法与陈寅恪、王国维、闻一多等前辈学者的传承,然而真正觉得与我的方法相近的,还是俞平伯对于《红楼梦》里秦可卿之死的分析。然而,在此之前,从未认真琢磨过他们的方法。直到近几年,看到周汝昌先生的《红楼夺目红》,非常佩服,其中好些篇都可谓是精彩的症候式分析。我相信,所有这些卓有建树的前辈学者,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是拿了某种理论批评模式去硬套在作品身上的。这些人中,闻一多是相对来说方法论色彩最浓的一个,余冠英先生后来对我们说他是“英雄欺人”,可正是闻一多提出做研究工作的人,“看理论要粗,读作品要细”。就像胡适那样的学者,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曾经热批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说他是拿了什么反动实证主义学术方法来看《红楼梦》云云。多年以后,胡适才说,其实就连这两句话,也是他多年以后偶尔才在翻阅英国大百科全书时看到的,他拿这话来暗示他个人的才华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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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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