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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征收


□ 吴 毅


中央政府决定通过五年的时间彻底取消农业税,各省市区积极跟进,纷纷宣布要提前实现这一目标,于是,二○○四年一过,我们便看到,农民负担这一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一眨眼功夫,就这样要逐步地离我们而去,成为一个仅供历史研究者去评说的话题了。
经历历史转折的兴奋之余,我的脑海里不禁掠过前年在农村调查时亲历过的那一幕幕在如今看来恰可以称作是见证历史的“最后的征收”,只不过,这些“最后的征收”所带给我的,早已经不再是前些年为人们所谴责的“牵猪子,撮谷子,拔房子”的惨烈印象,以及乡村干部在自嘲时自描自画的“干部进了屋,数字一公布,大人吓得筛,小伢吓得哭,有钱就把钱,无钱就撮谷”的“动漫”画面,而是税费改革之后在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各种强制性征收政策背景下,乡村干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给钱就收,不给就走”地向农民可怜巴巴的“讨饭”活计。对于乡村干部的这样一类角色特征,我不熟悉,也想不到应该去熟悉,所以,初一入场,面对事实与心理预设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巨大反差,着实大吃一惊,并且产生了一种强弱错置的印象——农民这个被全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居然以种种拖、赖甚至抗的手段拒交税费,而同样为世所公认具有强大行政能力的基层政权,面对农民的拖欠竟然毫无办法,成了人见人欺的软柿子。然而,经历多了,有了一种站在乡村立场的体验,才逐渐地认识到,长期以来,在农业征收中其实一直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只不过,税费改革前强制性征收的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征收的艰难,才使我们这样一些有能力制作话语的知识者主要以对弱者的同情,代替了对复杂事务的复杂化分析,以至于不可能也不愿意正视广大乡村干部在农业征收中所遭遇到的困窘与尴尬。
在一些地方,与税费改革之初乡村干部的预期相反,“最后的征收”所带给他们的,不是如释重负,而是征收难度不降反增,无奈之下,只能重操旧法,依靠垫税完成任务。这种预期与现实的差距,给当初对税费改革寄予期望的基层干部一个措手不及,使他们陷入一种集体心理受挫后的苦闷、不解甚至失望。于是,“最后的征收”带给基层组织的就不是行政压力的减轻,而是在历史大转折之前似乎注定要经受的一种历练。
回忆起来,一些地方在税改之后征收难度加大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按政策规定,农户税额的核定以农民承认为准,不得通过丈量土地的方式进行,但又务必确保税赋不悬空。乡村干部们认为,这两者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随着前些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中西部农村(特别是传统产粮区)土地抛荒现象愈益突出,但其中不少农户其实是名抛实未抛,只是想以抛荒之名来躲避税费,结果在乡村两级造成大量的税赋悬空,无法落实农业税任务。税费改革,中央旨在减负和与民休息,所以,强调落实税赋时务必以农户签字认可为准,不得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这在客观上让一些地方只能对多种少报现象听之任之。但地方各级政府在制定和下达任务时却难以把这一情况考虑在内,结果给具体操作的乡村两级带来困难。根据政策,农民不报或不签字认可,你就没有办法,结果,少数人不法运作的成功难免不挫伤大多数纳税农户的心理,加之部分群众坚信农业税早晚会取消,各种因素相加,就导致了拖欠和拒交现象愈加严重。乡村两级完不成任务,却又不能少了上面的一分一厘,只有自己想办法填补空缺,这就是所谓“任务要确保,乡村来兜倒”,因此又造成新的乡村债务。由此,税费改革这一大受农民欢迎的好事,在一些地方反而给乡村组织平添了新的烦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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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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