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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邱江宁《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


□ 刘勇强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其中提到,有关古代小说文体的研究,涉及了小说的功能、发展、背景乃至本体等问题,因而至少可以从小说的创作与接受、小说史、文化、文学理论四个层面展开。其中文化层面的问题,看似笼统,但对文体的影响却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我相信,不只小说如此,其他文体也都存在着同样的情形。因为有了一点这样浅尝辄止的皮毛之见,所以一直期待有更为扎实的研究成果出现。邱江宁先生《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满足了我的期待,她把明清文学诗、文、小说等多种文体的演变与明清江南消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从新的视角审视文体的特征与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精见卓识,可以说是文体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这种新突破最重要的表现在于将文化层面的文体研究落到了实处。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很容易流于空泛的概念。邱江宁先生从具体细节人手,准确地捕捉了文化对文体的实际影响,作者善于通过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由浅入深,鞭辟入里地分析和揭示出文体变化的表征及实质。比如,书中指出,消费文化对文体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命题上,以往的小说命题类同于列传,这与其将自身定位于补史之阙的位置有关,而消费文化介入之后的作品命名,往往以有效地吸引读者,激发他们的阅读愿望为目的。这个分析很有意思。书中又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案例,讨论了晚明士、商融合与商人传记的书写问题,也很有见地。作者认为,王世贞作为一代文豪,敏锐地抓住了士商融合这一现象,以传记的形式展现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关键的问题可能还并不在于将商人作为传记主人公的选择,而在于从怎样的角度书写这类人物。以事功大小决定取合对象的史传标准,显然不适合商人这一群体,邱著通过对具体传记作品的解析,指出王世贞更关注的不是商人之为商的基本事实,而是所以为商的缘由,所以便对某些人由士转商的背景原因放大篇幅,加以书写。而正是基于叙述焦点的转移,商人人传所引起的的传记体裁变化,才有可能从文体内部的细微处显现出来。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是很多学者都会强调的研究方法,而《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全书从明中后期商业和出版风尚、清代消费文化整体面貌的描述,到小说、戏曲、八股文、诗歌、报刊体等诸多文体的评析,无不表现出一种全局在胸的学术眼光。然而,作者又不是泛泛而论,往往点面结合,通过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分析,透视文化对文体的真正影响。例如黄丕烈是乾嘉时期的藏书大家,写过大量的题跋文。这些题跋文深为文献家、收藏家所推重,却很少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本书以专节讨论消费文化影响下黄丕烈题跋文的文体新变,指出他喜叙书籍流传始末,叙事性增强,与那些仅以撮取著作提要为旨归的题跋有所不同,别是一派。这一论述,不仅从学界忽视的细微处,强化了消费文化影响文体的总体判断,而且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可补文学史之阙。
  文体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与具体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将文化层面的文体研究落到实处,创作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这也是《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值得称道的地方,书中许多精辟论述都是建立在文学文本的深入分析基础上的。如书中有一专节讨论晚明崇奢尚华风气与王次回“艳体诗”的产生及影响问题,其中就细致比较了李商隐、韩偓、王次回艳情诗的差异与联系,表现出一种体贴入微的艺术敏感。第四章中对才子佳人小说中以小人为贯穿情节线索的分析,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才子佳人小说与明代中篇传奇文体的一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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