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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态度


□ 姜 涛

  内容提要:在文学研究会发起之前,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曾以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创办《新社会》旬刊及《人道》月刊。本文以这段“前史”为讨论对象,尝试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背景中,重新检讨郑振铎等人的言论与活动,以及对“社会学”与“文学”的译介,重点分析了他们的“志业”态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潮流之间的对话关系,并在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区分中,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态度内在的历史张力。
  
  将创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归因于“为人生”的启蒙立场,或仅从文学独立性的角度进行阐释,都有失笼统,并不能真正揭示“以文学为业”——这一“志业”态度,究竟发生于何种思想脉络之中,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又存在着怎样的对话关系,在其内部又交织着怎样的张力。事实上,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发起者,都曾投身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实践,他们后来对文学的参与以及理解,无疑也会携带着上述实践的痕迹。因此,稍稍将视线前移,重新考察文学研究会发起之前郑振铎等人的言论及活动,或许能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再次从起点审视在“五四”与“文学”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塑形性”关联。
  
  “纸上的事业”之“修正”
  
  所谓文学研究会的“前史”,并不是什么崭新的话题,在描述该社团缘起时,一般论者都会提及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在1919年以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创办的《新社会》旬刊,以及1920年创办的《人道》月刊。这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但单纯着眼于群体构成、组织形式、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延续性,还不足以呈现这段“前史”的重要性,与其孤立地描述社团、刊物的历史,不如将五四时期整体的社会思潮纳入到视野中。
  《新社会》杂志依托的社会实进社成立于1913年,本来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下属的学生组织,以社会服务、改良风俗为宗旨。五四运动爆发后,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几个大学生,由于“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也“成了一个小单位”。当这个“小单位”承担了《新社会》的编辑工作,在延续“社会服务”的思路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淡化其中的教会色彩,试图将这种思路和五四普遍的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份杂志也获得了相当的反响,与《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及《时事新报》等报刊一起,被当局视为“以改造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的激进杂志。终于在1920年5月1日推出劳动专号后,《新社会》因“主张反对政府”被禁,“小单位”的同人转而创办了《人道》月刊。
  虽因“过激”之名遭到查禁,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社会》群体的态度实际上并不十分激进。相反,他们自觉采取的倒是一条温和的改造路线。由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就明确将“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定位于“向下的”、“渐进的”、“彻底的”、“慎重的”与“诚恳的”,并请读者予以批评讨论。在随后的《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等文中,郑振铎又进一步重申了上述态度,并说明他们之所以要从一点一滴的实际做起,如办学堂、通俗报刊、演讲会,进行社会调查等,目的无他,是为了纠正当时文化运动局限于智识阶级、不切实际、范围广漠等问题,“这样做去,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功效很慢,又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这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之惟一方法,舍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的了!”如果抽离了历史情境,这样的表述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在1919年底这一特定时刻,它却暗示出:当这个“小单位”形成并正式向社会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般性地表态,而是对自己的发言角度、立场,已经有所考虑、有所选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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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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