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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与刽子手》京城研讨之专家专家篇



  编者注:2007年4月,《秀才与刽子手》参加话剧百年进京展演,继12、13日两场演出后,制作方盛邀在京专家,翌日与该剧主创人员聚首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逸夫剧场贵宾厅,品评审议,热烈发言。本期《话剧》摘录其中精彩发言,以飨读者。因篇幅限制,发言略有删节。
  
  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一级评论:余林
  
  这个戏会出现两种接受状态,一种是看热闹,一种是看门道。前者营造了一个不曾有的热闹的剧场,难得的笑声不断,我们需要笑声。后者在笑声之后唤起对它的认知,甚至会提到对它的解读。我们感觉到生存现象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特定状态下会产生异化。不管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在话剧诞生100年的今天,我觉得这个戏带有一定的标识性,它标示着中国话剧的文学状态,也标示着中国话剧舞台的一种表现状态。我认为这台戏的标识性在于它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深刻的戏剧和厚实的价值。在我们看到的戏剧过程中我认为这台戏有它的学术性。它可能跟别的戏剧在解读形式、状态上有所不同,但这恰恰是我们走过100年的今天带有标识性的个例。
  黑色幽默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黑色喜剧。这类作品把病态或者恐怖的成分融入到喜剧之中,这也是定位的思考。在戏剧上,黑色幽默有一个术语,是指荒诞性的作品,从这个惯用的定语判断这个戏,来理解这个戏,我觉得它就是黑色幽默可解读的戏剧。极致的命运特征其存在的本能就是病态,我们过去在极致年代进入极致状态,是我们生命的病态,是不健康的状态。而把病态融入到今天的戏剧中间去,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戏剧结构,或者说是戏剧生存文化结果。说这个戏的创造者或者艺术家不懂黑色幽默,这太冤枉了,他们不仅懂而且懂得很深,已经把黑色幽默的戏剧状态融入到中国戏剧里了,难道还不懂吗?
  第二点,这台戏很有形式感,戏剧不讲究形式是戏剧的悲哀。给有形式的舞台灌以形式主义是很残酷的镇压。我认为戏剧从来都要讲它的形式。不是说戏剧是民族的节日,节日就是一种形式吗?这个戏追求形式美,它是艺术家耕耘劳动的丰收,舞台的整体状态包括景、面具、形态、服装、光、色彩都在创造一种舞台上的形式美,而且这种美是艺术思维的追求。三个人物是个性化的,其他的人物都戴面具,这种人偶对应就是对戏剧美的追求。我们感叹中国戏剧特别是话剧反思的深度常常不可能超越讲故事年代的那种制约,我们总在讲故事的制约中寻找自己的生存,故事当然需要讲,可你怎么讲?讲什么?讲故事的同时还要讲故事的形式,这个戏在形式上留下了值得我们很好地去解读的许多因素。它从形式上来讲给我们留下不少的思考。这里讲的是一个有情致的故事,这里讲的是一个有情致的句式,情致性和情致美加强了艺术融合是这个戏的特征。
  第三点,这个戏的语言好。语言有魅力的戏剧是有文化的,当然其它戏剧也有语言文化。作家把职业性、品格性、戏剧中反映的时代性,以及黑色喜剧本身的追求融在一起了。三个没有面具的人物和有面具的一群人都有各自的语境,拒绝和用面具的那些人物语言有通用语言,但是又排除语言的个性化。因此,语言在这里的表达力是极其艰难的,但是他们做得非常有层次。语言本身有它很强的特性,但是也有它的通用性,怎么样把个性化、通用性进行语境的组合是这台戏极其巧妙的地方。它那民间的、民族的音乐语汇,成为了语言大框架中的一个布类,成为一个非常绝妙的语言环境。这个戏是一个语言创造力很强的戏。
  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我有两个小小的意见。因为使用面具,所以共鸣音比较多,一共鸣清晰度就减弱了。要给它留一个表达声音的通道,怎么弄我不知道。我建议演员已经演了快50场了,这个时候表演切忌不要追求效果,追求效果的痕迹会伤害这个戏的美韵。戏剧的流动过程是一种韵律的流动,而不是追求效果。我建议在这个时候表演的要求就更为严格,一个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丰富感就极其让人注意了。
  秀才的笔和刀,这种比较现象可能会使这部戏游刃有余,它有一种中国哲学的文化思考。笔和刀在中国长久的文化现象中,是绝妙的比较。因此,这个戏带有很强的文化特性。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怎么保持人物化、剧情化,同时怎么样让戏剧留给人不少的对生命文化的感触,这个戏还有重要的方面有待开掘。
  
  中国剧协艺委会副主任:黄维钧
  
  我对黑色幽默查了百科全书,这个戏完全符合。
  幽默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喜剧很难写好,它跟恶搞不一样。这个戏是两位才子的才气的融合:一位外表不苟言笑,但是有一肚子的冷幽默,读了那么多书,什么坏话说不出来,他内在的喜剧元素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另一位本性里会搞好喜剧的,因为他的戏很奔放,也是一肚子坏水,很难得的。
  戏剧的生命在于真实,所以它才能有价值。一个人过于执着以后开始走向偏执,秀才与刽子手的行为有心理学的依据。生活里过于执着就产生扭曲,生活里的错位使他们各自向对方找寻自己的生活位置,秀才变成了刽子手。这种错位现象在生活中比比皆是。这个戏是生活浓缩的典型,能够赋予他们同情,同时又可笑,还是很珍贵的。这是一部很地道、很难得、很令人赞赏的喜剧,它在喜剧这条道路上是很有深刻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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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话剧 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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