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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故事


□ 费振钟

  从兴化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边城镇的注标。
  2000年,新世纪开端之年,没有给边城镇带来好消息。这一年边城结束了它在里下河地区延续千年的历史。宣布边城镇撤销的行政令,3月1日在边城镇政府发布,此时边城群众已将镇政府包围,众人情绪激烈,局面失控,前来宣布政令的市政府官员,以及本区区委书记、镇委书记、镇长,均不同程度遭到群殴,其中尤以镇党委书记夏建中最严重,据目击者说,夏被一个冲到前面的老妇用鞋底猛烈抽打,该老妇近六十岁,在边城镇从事小商多年,因撤乡后将影响她未来生计,所以把愤恨都集中到本镇书记身上,后来她的名字上了妨碍公务、抗拒执法分子名单。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这一次激化为地方群体暴力抗拒政令施行,却为近年本市乡镇治理中所少见。以政府惯常的政治强势,亦未料到撤乡并镇会产生这样大的情绪反应,以致在事发过程中,市政府官员不得不换衣乔装,破墙逃避,成为这一事件中乡镇民主政治失衡无力的留影与注脚。
  事情当然也就到此为止,不可能再有进一步发展,这种冲突往往表明它其实是无望的情绪发泄,不会产生任何有效结果。而且,就这种暴力事件而言,它亦属有限暴力,可以放在政府治理的宽容范围内理解。总之,下午五点后包围人群陆续散去,而镇政府的牌子终于就此摘下了。
  2010年7月,我到边城,离边城镇撤销十年零四个月。边城是我准备调研的兴化市十个重点乡镇之一。与其他乡镇比较,边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已不在兴化市行政区划之内,昔日的边城镇失去了行政地位,而仅仅成为一处有待治理的非规则地带。显然,我到边城有着明确具体的目的,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年边城撤并事件发生的影响,这不仅因为这对我关心的乡村政治有很大关系,而且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与我关心的这一个案发生关联。我将是一个叙述者,一个再次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这与一般的所谓田野调查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特殊关注的个人志趣与本事之间的相关性,而不仅仅是做现场记录。
  边城镇被撤并的起因可能并不比该事件的影响与后果更重要。但我仍然需要从起因说起。毛家旺是我去边城的陪同人,同时也是乡镇撤并的积极观察者。毛家旺有90年代在边城中学任教多年的经历,我们从边城街巷上走过,至少有七八个人叫他毛老师。毛家旺早于边城撤销前离开,供职于本地报社。撤乡并镇之初,毛家旺即以评论员身份写过三篇署名邰保平的政评,作为乡镇政治经济的观察者,他的文章主要论说“调整部分乡镇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文字显然代表了地方政府观点,同时也是对地方政府所实施的乡镇重组政策的解说。但当作者介入具体情境之中,面对他工作生活的边城在行政上被撤销的现实时,他却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解释撤乡并镇带来的缺失感。情感不会服从理性,无论现实状况如何,这种缺失感,会带来内心不安。正是这一种心理原因,使毛家旺作为观察者叙述边城撤并的故事时,会游离政府立场而站在诉求者一方。关于边城2000年3月1日事件,最初就是由毛家旺对我讲述的。他陪同我两次去边城,并且全力帮我联系边城事件中的多位当事人,在情感上毛家旺同情和支持所有那些为恢复边城一直努力的人。
  然而,无论怎么样,边城镇的恢复与否,都不可能扭转或改变地方政府关于乡镇的政策取向,以及政治进程。乡镇撤并问题,是在90年代后期几年乡镇经济的转型与重新布局中展开的。由于近年我对乡镇社会的留心,我注意到,当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晚年频繁来往于长江下游三角区乡镇时,这位著名的学者用他的小城镇经济理论支持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乡镇政策的实施。在撤乡并镇政策与费孝通的乡镇发展与建设理论之间有怎样的转换,以及地方政府关于乡镇新政的建立依据何种条件,等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然而乡镇以工业经济为发展中心的思路,却不能不说启动了中国南方发达地区乡镇新一轮的经济竞争,并且促使地方政府谋求乡镇经济的集中化、规模化,即所谓创建“经济强镇”,就体现了这种集中化、规模化的经济要求。兴化市地处长江下游的苏中区域,在长江三角区边缘,亦属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视野范围。地方政府将费孝通的小城镇建设的经济观点,视为乡镇发展实践的一种依据,也有案可查。当我在边城座谈时,意气难平的参谈者,把边城被撤并看成是地方一级政府的长官意志,甚至看成是主政者个人的独断专行,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以我上面所说的这种乡镇经济发展的背景来看,他们的想法不免简单化,太多感情用事。因为乡镇撤并按更高一级的政府指令,已在本地区各个县级市全面展开。省政府对各大市有明确规定,兴化所属泰州市只能保留99个,所以乡镇撤并非边城一地一事所限,不能以特殊的个案视之。最后一任边城镇党委书记、现已落职在家的夏建中,在前几天给我的一份书面访谈里,回顾十年前边城镇撤销的情景时,尽管因个人遭遇而不平,然而他也看到当时地方政府普遍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政治运作。进入21世纪,创建“经济十强镇”已成为本市的主要政治指标,以合并乡镇为构想的方案,是迅速扩大和聚集乡镇经济规模的捷径,虽然一些主政者可能出于政绩需要而罔顾实际,但真正的驱使力还是单一的经济追求,及其为满足此经济追求而形成的政府决策。边城在全市45个乡镇中首遭淘汰,只不过开了一个先例。夏建中在边城镇做镇党委书记达四年之久,仅仅出于个人原因,他也不愿意边城被撤。作为重要的当事人,夏建中在回应“边城该不该撤”这个问题时,利用他主理期间对边城各方面情况的熟悉,如人口、资源、工农业经济总量、镇区规模、建镇历史,等等。夏建中的结论是,边城不该撤销。他的观点代表甚至有意迎合了迄今为止所有边城人的看法。从一个角度理解,夏建中自经边城撤并事件,个人命运发生逆变,一直放不下很重的心理负担,他需要通过对边城镇该不该撤销的辩解,一方面澄清他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怨恨他、将他告倒并领罪五年的边城人有个交代。然而,关键之处在于,夏建中列举所有那些反对撤销边城镇的理由,即使有多么充分,在今天乡镇发展遵行的强大经济逻辑中其实是缺乏力量的。选择撤销边城的也许有地方政府运作中的偶然性以及地方权力之争的介入之故,但实施撤乡并镇所依据的是当前经济决定一切的必然要求,其决策合理还是不合理,其实施方案的对与错、成与败,并不反映在边城该不该撤的个案上,自然也不表现在任何个人责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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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11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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