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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野中《创世纪》诗人之诗学观


□ 俞兆平 智晓静

  摘要:中国大陆诗歌理论界对台湾《创世纪诗刊的研究,在“历史全景中去透视”这一维度上还不够到位。对《创世纪》前行代诗人的诗学观研究,必须纳入“现代性”这一宏大的历史语境,从以诗性抗衡物性、以超越提升生存、以语言敝明存在等方面楔入,可推进其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创世纪诗刊;现代性;诗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1-0067-08
   叶维廉在《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一文中论及:“历史意识和文化美学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单一的现象时,必须将它放入其所生成并与别的因素密切互峙互玩的历史全景中去透视。”这就是说,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不能把它从历史环境中抽离出来,而必须在二者互动共容之中来进行考察、论析。这种批评意识,既重视作品内在自足的美学结构的阐释,也注意到作品各层面的历史衍化缘由与过程的追溯,是一种由经验证明的相对合理的批评观。
  若以这种批评观来参照以往中国大陆诗歌理论界对台湾《创世纪》诗刊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前行代诗人现代主义创作时期的研究,显然在“历史全景中去透视”这一维度上还不够到位。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追溯,更侧重于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潮发展过程的回顾与叙述上,而对于引发这一思潮产生、兴起的宏观的历史背景及其哲学、美学的学理缘由,在论述上都比较简略,即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细化的研究,显得不够。因此,把对《创世纪》前行代诗人的诗学观研究,纳入“现代性”这一宏大的历史全景中进行考察,是推进其深化的必要的路径之一。
  现代性是人们对近二三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即关于社会进步、理性价值的追求与反思。它有着特定的内质与时间域限,其界定源自其特定的现代结构:“如此‘现代结构’指以启蒙运动为思想标志,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政治标志,以工业化及自由市场或计划市场为经济标志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因此,虽然在《创世纪》诸君的文论中尚未出现“现代性”这一词汇,但作为一种诗歌流派,其产生、发展过程已客观地纳入上述特定的“历史全境”之中。这就确立了在现代性视野中审视《创世纪》前行代诗人在现代主义创作时期诗学观的合理性,它将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来进行透视,从而做出新的阐释与判断。
  
  一、以诗性抗衡物性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体现在启蒙主义运动所构建的一系列神话上:一是人的理性神话,人挣脱了神学与宗教权威的束缚,确立了理性至上的地位;二是科技神话,由数学、物理学等所推导出的科学经典法则不仅能认识全新的宇宙,还可以解释人的精神界的问题,形成盛行至今的科学主义思潮;三是进步神话,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上,坚信人类社会沿着进步的途径线性地向前、向上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前程抱着美好的乐观主义信念。但随着历史的前行,启蒙现代性所内含的自我否定因素逐渐暴露出来。最严重的问题是它打倒了宗教的神的上帝,却又把人的理性尊奉为新的上帝。当它用数字、概念来分封万物、切割自然、规范个体,当它用量化的交换原则来支配社会运作与个人行为,当它用人类中心主义的实用功利观念来驾驭、主宰自然万物,这时候,自然与社会异化了,人“物化”了。即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自然非自然化”了;在人的人化过程中,“人非人化”了。当启蒙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日渐呈露出来时,另一种抗衡的力量便诞生了。这就是包括《创世纪》诗派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思潮的兴起。
  丹尼尔·贝尔是持这一理论趋向的最重要理论家之一,他敏锐地感应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反叛性与抗衡性。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他把社会分为三大领域,在技术一经济领域,工业化社会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由此“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在政治领域,政治机构日益加紧对经济与社会的干涉、渗透,官僚体制与平等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当今社会冲突的格局。但在文化领域,由于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及作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贵贱”。_3J因此,只有在文学艺术等的审美创造中,人才不是“物”,才具有个体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文化民主化的倾向,它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也造成人的个体、自我与技术经济、官僚政治的冲撞。因此,丹尼尔·贝尔“把现代主义看成是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
  只有在这样的“历史全景中去透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洛夫在“《石室之死亡》自序”——亦可称之为《创世纪》现代主义创作原则的宣言——首段话的内涵:“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在中国诗学史上,洛夫这段话有着石破天惊的震撼力,诗不再是晓风落日前风情万种的咏吟,不再是安邦立业时长剑出鞘的声响,而成了“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这与传统的中国诗学观念大相径庭,标志着诗人美学立场巨大的转换。这一转换只有立足于对时代、社会更动的考察,联系到人类进入资本主义这一异化社会的特有阶段时,才能寻觅到其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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