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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错位


□ 陈 进

  西学东渐已经一百多年,但是我对于现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创能力一直持悲观态度。这种悲观转换成一种对知识的焦虑。焦虑的背后实际上是民族自尊心在作祟,我们有十几亿人口啊,难道就对世界没有一点思想的贡献?一时间“要有自己理论的原创性”的口号一度甚嚣尘上,“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应运而生。令人刁诡的是,学术规范化也来自西方,所以本土化才是重中之重。但是如何本土化?我们既要警惕学术本土化的义和团主义,又要防止做西方学术的传声筒和代理商。不过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所以当吴励生、叶勤的《解构孙绍振》摆在我面前时,我看到了当代学人在促进学术本土化上的努力。同时也是对“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做出的一次具体呼应和努力。”(见本书自序第3页)吴、叶用心何其良苦也!
  如是,才有了吴励生、叶勤的《解构孙绍振》一书。所谓解构,按照吴、叶的话来说,“而这一‘解构’的目的,则是厘清孙绍振先生对于当代汉语文论的贡献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究竟有多重要和多深远。”(见自序第1页)也就是说,吴、叶是要搞清楚孙先生的理论结构,与西方的解构主义完全不沾边。吴、叶虽然自谦不是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上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只不过“考镜源流”的工作占了主要部分。例如书中对孙绍振先生的“错位理论”、“新的美学原则”、“审智”、“形式规范”、“情感逻辑”等都做了考辨源流的工作,整本书都没有对孙先生提出的理论进行半点的批判。每个理论都有自己的范围和限度,吴、叶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我又不得不为吴、叶考虑,中国实在太需要自己的理论建设了,刚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论的出现,我们更多的是爱护,而不是批判。一个新理论的出现,我们首先要把它固定住,作为下一次知识积累的基础。这便是吴、叶写作此书的立场。这种立场来自吴、叶这样一个认识:知识引进运动——包括学术消费、学术搬运、学术狂欢在内实在应该结束了!
  读到这句话我大吃一惊,“知识引进运动该终结了”这句话实在太似是而非了,只会引起混乱。我仔细再读才知道吴、叶其实不是反对知识引进运动,而是反对学术引进的批发消费这一环节。知识引进运动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即使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当吴、叶引用邓正来先生的“主体性中国”的思想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时,我大不以为然。邓先生提出要建立“促使知识增长和学术提升”的学术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他提出的“主体性中国”的思想却实在大而无当。且不说《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连“主体性”一词也难逃窠臼。
  所以,当吴、叶说到“以杨玉圣为代表的‘实践务实派’和以邓正来先生为代表的‘超前学理派’”时,我要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实在不能对“实践务实派”和”“超前学理派”在中国学术的本土化贡献方面作过高的估计,且不说井建斌对两派的定义、归纳是否恰当。尤其吴、叶在用这种范式来研究孙绍振先生的理论时,吴、叶连对孙先生理论的归类都是借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知识类型,对本土原创性的理论都需要借助西方的知识来鉴别,这对吴、叶所提倡的学术本土化来说,真是一个美丽的错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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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福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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