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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隔的问号


□ 舒 芜

  敏特兄:
  大作《沈敏特学术论文集》的二校样,已通读一遍。今年开年第三天就读,一月二十七日读完,除了中间别的事打岔,实际上大约用了二十天。另一部《沈敏特散文随笔集》的二校样,又用了几天,略读一遍。您要出版社将校样寄我,是要我写一篇序言。这两天仔细想过,觉得序言很不好写。您谈了那么多文学理论问题,而我对此,久已隔膜;您所评论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很有一些我未读过。总括全书、接引读者的序言,实在不知从何写起。知堂自称给别人写的序言多是“不切题的序言”,那是大家大手笔,我没有那个本领。只好写这封信给您,随意谈谈我的一两点读后感,总算没有白寄来一番。如果您觉得书前一定要有一篇什么,那就把这叫作“代序”印上去,不知行不行。
  您主张文学研究应着重研究当代文学,您自己就这样做。(您也深入研究了鲁迅和夏衍、曹禺的解放前之作,那么照惯例该说“现当代”,我一向觉得这个说法别扭,说不清鲁迅何以就不能入“当代”。)您在《论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历举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亚里斯多德《诗学》、莱辛《汉堡剧评》以及别、车、杜的代表性名论,等等,指出他们所研究(或着重研究)的,都是他们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这本来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因为论者与被论者,对我们来说都是古人了,平时模糊印象中不怎么注意其“当代性”,您这么一提,就觉得特别有启发。前些时读赵园女士的随笔集《独语》,其中《十年回首》一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后来发现了我的导师,对其亲自参预开创的学科,也有着隐蔽的轻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私下闲谈时,不止一次地提示我,可以搞点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向上搞’。话说得有点含糊,不像对我的师弟,但意思仍不容误解。在我的治中古文学史出身的导师,‘现代文学史研究’作为专业,不能使其学术自信获得充分的满足,是显然的。”赵园女士是王瑶先生的高足,她说的导师就是王瑶先生。《书屋》杂志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载有谢泳先生的《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一文,引王瑶先生自己的话,也说他之所以从中古文学研究转到现代文学研究,是因为解放初期大学中文系课程大调整,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成了课少教师多的局面,新文学则是课多教师少,促使他改了行,“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谢泳先生说:“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未因时代的转换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但却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学史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王瑶先生先前的中古文学史研究的成绩的卓特,很多学者都是心悦诚服的,倘使他一直研究下去,会比“半路改行”的新文学研究更其顺手,是肯定的。他自己的“不忘旧情”,有“将缣比素”之感,其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学者的”,固然未尝不有一定的根据,若是作为一个客观的普遍的判断,我看就未必对了。研究新文学,为什么就很难成为第一流的学者呢?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固然是为第一流的;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不也同样是第一流的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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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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