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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台湾的大众空间与东京、上海


□ 李政亮

  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一方面因深受日本影响的殖民处境,另一方面因语言与大陆的相近性,加上20年代上海电影的崛起,上海左翼电影成为反殖运动者的资源。在城市连结、资源汲取的过程中。30年代台湾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大众想象与实践。第一种“大众”包含唱片工业、通俗小说等文化生产机制为基础的文化空间里的消费群体。在通俗小说家所开启的流行文化当中,标示日本现代生活的电影情节,成为描述城市流行文化的重要元素;而在唱片工业方面。音乐工作者透过为上海电影编写主题曲的方式,使得上海电影迅速走红。另一种“大众”想象则来自于左翼的批判力量。对于左翼运动者来说,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电影可以作为揭露资本主义的有效工具。不过,或许因为资源的欠缺。他们仅能透过电影放映、对左翼电影的推荐介绍或是将电影视为城市象征而进入小说文本当中等方式来进行他们的实践活动。
  
  一、前言
  
  20世纪30年代的东亚城市,如同日本学者吉见俊哉所指出的,无论东京或大阪、殖民地都市首尔或台北,作为都市空间装置的媒介,例如报纸、博览会、百货公司等,都在不断地深耕并迅速资本化。在媒介资本化的过程当中,针对消费大众量身定做的文化产品逐一出现,这也引燃了大众文化的流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大众”的论述与实践也出现在上海(如瞿秋白与茅盾对“大众文艺”的讨论)、东京(如左翼的争夺大众实践)乃至台北(如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大众论述之所以出现,事实上就是对崭新的都市文化的响应,论者透过传统(如报刊)或新兴(如电影)媒介传播理念,特别是左翼与反殖思想。
  30年代的台湾,一方面因为陷于殖民处境,深受日本的影响,从流行文化到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另一方面,台湾与中国大陆因为语言的相近性,加上20年代开始上海电影的崛起和输入,上海左翼电影成为反殖运动的资源。透过上海左翼电影的进口,加上台湾本地音乐工作者通过填词作曲的方式把电影内容转换为流行音乐,上海电影在台湾掀起热潮。除此之外,30年代的台湾文化界,也出现了专门贩售传统章回小说的汉文书店以及针对这一群体所发行的报刊;上海武侠类电影,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成为另一道特殊的文化风景线。正是在与东京、上海的联系互动过程当中,产生了30年代特异的台湾文化空间。
  
  二、东京“大众”文化的出现与上海电影的崛起
  
  对日本文化的转变而言,1923年的关东大震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原本的文化生产中心东京,因为震灾之后物资欠缺等因素,转型成为针对“大众”的文化生产中心,日本整体的消费市场也因此迅速转变。首先,是以大众作为文化消费对象所架构的“大众”,因为资本的集中,大量生产、宣传与消费的时代揭开序幕。在以大众为轴心的消费市场的构造下,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大震灾之后,大众更进一步地成为文学生产机制的对象,针对大众消费者低价的“円本”的出现、以大众为阅读对象的小说使“大众文学”蔚为文化界的风潮。“大众文学”不仅以大众为对象,而且日本的重要出版社——讲谈社、岩波书店与文艺春秋等在东京大震灾之后,更推出针对不同群体的杂志或刊物,例如讲谈社在具有大众娱乐指标的《国王》(キソケ)大获成功之后,继而推出《少年俱乐部》、《少女俱乐部》、《妇人俱乐部》等分众化的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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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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