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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座谈纪要


□ 秦晓等

  按:四月二十五日,《读书》编辑部与博源基金会联合召开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座谈会,与会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交流,因为篇幅限制,这里我们只选摘其中一部分,算是对这个问题的抛砖引玉。
  
  秦晓: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写过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另一篇题为《“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我认为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的主题,这里所讲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即指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这一历史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经济增长的奇迹只能称为“中国故事”,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则须以社会转型为标志。这一历史的进程也不应被“后现代”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解构和批判所消解,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不同;西方社会呈现出的病态需要医治,但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死亡;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也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它必然包含中国的元素,它应该体现我们对其病态的认识和批判。
  法国当代后现代思潮的代表利奥塔对西方现代性“元叙事”的解构,对我们认识西方社会、选择中国现代性方案应有启示作用。但我认为“元叙事”所反映的是时代文明的精神内核,当然它不应是脱离传统和经验的“宏大叙事”,不应是僵化的,它也处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一种“宏大叙事”式的、僵化的“元叙事”的解构和批判是为了构建一种新的“元叙事”。中国与西方所处场景不同,中国社会转型中也面临需要反思的“中国的元叙事”。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相互关系中两者之间需要有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后者是现代性的基础和核心。“中国的元叙事”已构成现代中国权力、制度、治理方式的正当性基础。我认为应在反省和质疑的基础上重构“中国的元叙事”,使其能承接传统与现代,沟通中国与世界。
  如果将“当代中国问题”视为社会转型,那就会引出三个基本问题,即此岸、彼岸和路径。我的两篇文章对这三个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其中有些部分只是列出了一个“问题单”,希望通过讨论、研究建立起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广泛的共识。
  研究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转型的历史可以看出以英国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和以法国卢梭为代表的“积极自由”两种思想和两种路径,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出现可以从后者找到思想的渊源。激进主义不仅表现为对社会变革采取的方式,更为主要的是对传统和经验的态度。激进主义崇尚“宏大叙事”,它对陈旧的观念、体系具有杀伤力,但却难以避免自身的异化。“自然法”崇尚传统和经验,通过自发的演变实现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两种思想的产生和两种路径的选择无疑是与当时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相关,后人可以对其做出价值判定,也应从中吸取智慧。中国始于近代的现代性转向一直为激进主义思想所主导。激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能对其产生制衡的是保守主义。在西方两者尽管主张不同,但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都是认同的,所谓保守主义其保守或捍卫的主要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思潮中一开始是自由主义,而后是社会主义(激进主义的一种形态)占了主流,所谓的保守主义与西方不同,是反现代性的,不能对激进主义思想形成制衡。中国的传统和经验中亦缺乏现代价值和制度的基因,难以自发地走上现代性转型的路径。这就使激进主义获取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此,在推进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保持对激进主义思想的警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特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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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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