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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


□ 张 晖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近八十的俞樾(曲园)以饱含沧桑的语调写下了长诗《诂经精舍歌》。诗歌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回首前尘总惘然,重重春梦化为烟。
  难将一掬忧时泪,重洒先师许郑前。
  年来已悟浮生寄,扫尽巢痕何足计。
  海山兜率尚茫茫,莫问西湖旧游地。
  在这首诗中,俞曲园详细回顾了诂经精舍的历史。这所矗立在杭州西湖之滨的书院意在推崇汉学,是浙江巡抚阮元为光大戴震和朱筠的设想在嘉庆五年(一八○○)创办的。在经过同治中兴之后,诂经精舍在俞曲园担任讲席期间盛极而衰。当俞曲园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他主持诂经精舍已有三十一年,距该校的创立已近百年,离停办之期(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还剩六年。
  在诂经精舍建校的百余年历史中,重要山长有王昶、孙星衍、秦恩复、俞樾、陈寿祺、谭献、黄体芳等人;精舍为东南地区尤其是浙江培养了许多经学和文学方面的人才,早期有姚文田、严元照、陈文述、周中孚、施国祁等,晚期有章炳麟、黄以周、朱一新、崔适、戴望、陈汉章等;他们都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卓然名家。精舍的师生除了在一起“道问学”、考证经史之外,也常常吟诗作赋,著名的《西湖柳枝词》,共收录四百人的诗作,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同题创作。生徒肄业后,多乐意到江浙、两湖和两广等地主持书院,将诂经精舍的精神加以推广,如黄以周在江阴南菁书院、王在黄岩九峰精舍、沈祖懋在敷文书院、王廷鼎在东山书院、戴果恒在东城讲舍、朱一新在广雅书院、朱镜清在瀛洲书院等,这就是前人乐于称道的“推宏教泽”(张:《诂经精舍志初稿》)。清代中晚期东南人文的发展,多赖诂经精舍生徒的精心营建与推动。
  以上是徐雁平在《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以下简称《清代东南书院》)上编第四章《诂经精舍的学术与文学:从阮元到俞樾》中为我们描绘的清代浙江一地的人文图景。《清代东南书院》是作者新近问世的力作,该书以最坚实的文献为基础,从书院的角度切入,描绘出清代东南三省(江苏、安徽、浙江)学术与文学的图景。作者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历来倾向用最丰富的文献来呈现复杂而又动态的历史图景;作者又曾以研究胡适著名,著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所以特别信奉“拿材料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自二○○一年起,他开始有目的的进行大规模文献普查,在南京、上海、北京、安徽、浙江等地方穷尽似地阅读了近五千种清代文献,这其中不仅包括像《续修四库全书》等若干大型丛书中的清代集部、《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中的清人年谱以及《清代朱卷集成》等较为常见的新印古籍,还包括零落各处的东南三省的地方志、各种“乡试同年齿录”和大量的日记、书札以及相关书院文献。这种收罗文献的劲头,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效果则是基本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大约在二○○六年四五月间,所读清代文献中关于书院的记载难得见一两条,我感觉凭借一己之力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方面可暂告一段落。”(《后记》,826页)
  对如此庞杂的文献进行“查检、抄录、排比”(《后记》,826页),直接的成果就是收录在《清代东南书院》下编的三种:《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清代东南重要书院山长考》、《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这三种成果不但本身具备文献学上的意义,更是全书论述的基础。举例来说,清代书院中的课艺,颇类于今日的学生论文。由于清代书院至少有一千八百多所(48页注1),更兼历史悠久,生徒的课作应当极为可观。然而此类文献,历来不受重视,几乎是随刊随佚。经作者的查检,现存东南书院课艺仅有八十六种。这些课艺对了解当时书院的运作以及如何培养生徒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价值。何况,这些课艺中还包含着大量的时文、赋作、诗,都是清代文学中有待开发的宝藏。其中一批论学的文字,更具学术史的价值。所以,《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对今后学界注意和利用这批珍贵材料,有着重要的“指路灯”的意义。作者为说明这批材料的重要性,在书中进行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作者特别指出,课艺中的若干同题论文尤其重要,如十三篇《六朝经术流派论》、四篇《两汉经师家法考》、五篇《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作为一种有趣的学术史现象,这些同题论文很少有人论及,但却值得深入挖掘(186—200页)。如《六朝经术流派论》是阮元的命题作文,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十三篇同题论文来深入剖析阮元对六朝的态度、诂经精舍的宗旨以及清代汉学的家法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有些课艺,如与近代学者的名篇来比较,会更加凸显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如将诂经精舍生徒张成渠、黄以周各自所写的《鬼方考》与王国维的名文《鬼方昆夷狁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三)对比,可看出王国维所用的纸上文献,实际上并没有溢出张、黄二文的范围,但王国维的长处在于利用了地下实物,并将“鬼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历史的节点来考察”,所以所得超过前人。只是王国维的观点也不是定论,所以“张、黄之论,仍有参考价值”(206—209页)。另如将正谊书院生徒潘锡爵的《鹑鸟解》和山长冯桂芬对该文的评语与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的相关考证对比,发现潘氏比于氏有所不如的仅仅是不了解卜辞、金文的演变源流,但如果从《诗经》“鹑”字研究的历史来看,潘锡爵之文无疑还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文章隐藏在不大为人留意的课作集中,价值因而被遮掩”(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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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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