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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 许纪霖

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的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的中国重新反思

    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中一起偶然的擦枪走火,竟然引爆了一场结束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此前,晚清新政已经开展了十年,各种现代化举措迅速推进,筹备立宪也在推进之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特别是辛亥年春天的黄花岗一役,丧失了众多青年精英,同盟会陷入空前低潮。然而,谁都没有料到,革命竟然在这一年发生了。

  辛亥革命与晚清新政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回首历史不难发现,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中国重新反思。

  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

  20世纪初的中国,清廷陷入了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按照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权力与权威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统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权威则是一种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权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权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价值符号,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在传统中华帝国体制中,作为天命在人间的代表,君主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

  然而,到了晚清,发生了李鸿章所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权力层面,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直接颠覆了君主的专制权力,让许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在权威层面,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不少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原来君主的权威并非最高,在君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这就是宪法,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这就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从人治型的君主转向了法理型的宪政。

  由于权力、权威一体化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危机,权力与权威也由此发生分离。当时中国的各种力量几乎都希望有一场大变革。革命派与立宪派所抓住的,分别是权力与权威的两端。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其实质不仅仅在于争论应当在体制外革命,还是在体制内改良?更是争辩两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简单地说,革命派关心权力的革命,立宪派在意权威的变迁。革命派相信,只要国体变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国家权力,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便能带来民主共和的新秩序。立宪派则更重视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共和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确立了宪政原则,即使保留了君主制,国家的权威也会从君主转移到宪法。

   换言之,这场论战是一场民主与宪政之争。民主与宪政之间一向存在张力,因为前者关乎权力,后者关乎权威。民主涉及某一具体的统治权力(某个朝廷或政府)的正当性问题,即统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权,其施政是否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而宪政涉及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的、长时段的正当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共同体组成原则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愿接受的,是合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意志的。后一种正当性在于公共权力的权威,亦即是否符合共同体成员公认的“法”。这里所说的“法”,在传统社会往往表现为“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则转换为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大法——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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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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