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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我的那些童年故事


□ 王书敏

  随父母工作调动,搬进那个村子时正是秋天,那个村子在我们县最东端,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角落,那里却珍藏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那坑塘里的青蛙、河沟里的草鱼、屋檐下的麻雀,以及和伙伴们捅下硕大马蜂窝后落荒而逃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时候,常常不离我左右的三个最要好的伙伴,一个是“蒜头”,比我低一年级,脑袋长得像一头蒜,机灵得却像个猴子;一个是“大面瓜”,力气大得像坦克,墩厚得像坠地的南瓜;一个是“五妮”,生性羞怯,一说话脸就涨得通红。“五妮”不是五妮,他还有一个更害羞的四姐。
  那是一个成年累月沾不到荤腥的时代,河沟里的草鱼对我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我们经常把河沟用土堰一段段分隔开来,我们裸着身子,撅着黝黑的屁股,用一个破土陶罐子“吭哧吭哧”往外舀水,河沟见底,草鱼再也藏匿不住,惊恐得又蹿又跳,我们则心花怒放。在我们一次次的欢腾中,收获在竹筐里的鱼也在不停地跳跃。
  我们一起下地割草,却常常把盛草的竹筐摔在一旁,“焖窑”是童年岁月里最精彩有趣的拿手好戏。“蒜头”带几个伙伴去打麻雀,太阳西斜,此时玉米穗上、谷穗上、高粱穗上落满了觅食的麻雀,夕阳逆光照射下可以靠得最近,几乎是百发百中,所以他们总是硕果累累。“大面瓜”独自一人去扒地瓜,因为这里所有的庄稼都是他们生产队的,他知道如何躲避“护青”人的眼睛,更知道哪个地块的地瓜最好吃。我和“五妮”则是“挖窑”,用小铁铲挖一个圆圆的坑,在迎风的方向斜挖一个通道,然后用土坷垃一圈一圈地垒起来,样子很像土窑。火点起来,借着风势,火苗不断地从缝隙中窜出来,直把那土坷垃烧得吐上唾沫发出“嗞嗞”的声音。我们把燃过的草灰扒出,分别把地瓜和麻雀放入灶坑,麻雀还需到附近河沟里弄些泥巴一一包裹起来,糊成“泥蛋蛋”的模样,很像“叫花鸡”那道菜。随后用小铁铲把几乎烧焦的土坷垃敲碎用土封填,堆起一个土堆,上面插上一个带叶子的枝条以防迷失,随后我们就带着无限期待钻进青纱帐里去割草了。
  太阳落山了,草满了竹筐,我和伙伴们围坐在一起吃那“焖”得金黄热乎乎的地瓜和酥香酥香的麻雀,那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晚餐,镶嵌着金边的晚霞是如此的灿烂,似乎把田野染醉了,把青纱帐染醉了,也染醉了那个快乐幸福的童年。
  其实,那个角落村庄的岁月,我和伙伴们更渴望的还是看露天电影。当地平线吞尽了最后一抹余晖,袅袅炊烟笼罩着整个村庄,嘈杂的村子渐渐寂静下来,这便是电影开演的时刻就要到了。那时候我已读了不少书,有些电影在放映之前我已看过原著了,比如《艳阳天》、《闪闪的红星》,还有一个电影叫《难忘的战斗》,因此,我便有了给伙伴们讲故事的资本,电影看后我会兴高采烈地给伙伴们讲书中的一些精彩情节。电影《艳阳天》没有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也没有大队会计马立本对焦淑红的纠缠,我讲焦淑红的父亲晚上替代焦淑红赴约马立本,马立本错吻满脸胡茬子的脸,被老汉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那时候“爱情”、“亲吻”这类字眼是绝对说不出口的,已忘记我是怎样表达的了,只记得小伙伴们笑得人仰马翻,“五妮”他四姐的脸则涨得像一块红布。“五妮”的四姐,其实只比“五妮”大一岁多,因家境困难,只读了二年小学。她常常眨着一双大眼睛静静地听我讲电影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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