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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


□ 彭国翔

或许由于本人是化学家的缘故,当初诺贝尔临终前决定以其遗产的一部分设立诺贝尔奖时,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和平之外,人文学科中仅有文学一科。其后迄今,也只增加了经济奖(一九六八)和地球奖(一九九○)。前者授予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后者则授予为环境保护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由诺贝尔生活的十九世纪直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不断趋于强势而人文学科日益退处边缘的过程。不过,作为人类自身经验的反映,人文学科既然无论如何终究无法消失,其意义所在也就自然会有有识之士念兹在兹。有鉴于诺贝尔奖中人文学科只有文学一项,美国电视巨头约翰·克鲁格于二○○○年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款七千三百万美元,设立“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也称为“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明确表示该奖项的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在人文领域的不足。该奖涵盖的学科有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文艺批评和语言学。无论在奖励对象还是在遴选程序上,该奖几乎都一如诺贝尔奖。奖励的对象是那些在上述人文学科中辛勤耕耘多年、做出重大贡献并获得举世公认的杰出学者,其国籍和写作的语种不限。二○○三年第一届克鲁格奖授予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y),二○○四年授予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去年该奖空缺。二○○六年该奖最终授予了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和杜克大学的荣休教授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后者今年九十一岁高龄,专治美国黑人史。余英时先生则今年寿届七十六,在海内外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广大学者群中一直享有盛誉。
对于被公认为人文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来说,余英时先生作为第一位华人学者以精研中国思想文化史获此大奖和殊荣,令人为之欢欣鼓舞,自在情理之中。而如今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文学者,则更应当深思这一盛事给予我们的启示。
首先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全球语境中的中文写作问题。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文目前在西方渐受青睐。国家“汉办”在全球以“孔子学院”的方式推广汉语,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举措。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文已经处于强势。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人文学界甚至中国传统文史哲的领域中,英文能力也成为各种评价机制和学者各方面胜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具备多种语文能力当然是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线学者的必要条件之一。即便是中国传统文史哲的学问,也早已不再是专属中国学者的领地,欧美与日本等中文世界以外的地区都不乏精通“汉学”和“中国学”的大师。如果不能对那些海外汉学大师以及更多研究者以其自身语言写作的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消化吸收,势必画地为牢而难有大成。这一点,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不过是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自觉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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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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