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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社会 国家


□ 程映红

  八年前,当整个西方在评估和揣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走向时,美国学者摩西·列文(MosheLewin)在其《戈尔巴乔夫现象》一书中作出如下判断:戈氏的改革源于苏联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变化,它将打破苏联社会长期以来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两极之间的摇摆,孕育出第三种可能性。今天重读此书,使我们感兴趣的已不再是作者那已被印证了的预见本身,而是他赖以得出这种预见的那个理论分析: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也是中国知识界近来关心的问题。
  列文认为,“冷战”以来西方学界把曾经用于法西斯体制的“全控主义”概念照搬到苏联研究,形成了一个在学界占压倒优势的“全控主义学派”,它制造出一种“全能全控国家”(all-powerfultotalitarianState)的神话,视社会结构为完全由国家结构所决定和控制的消极被动的存在,因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力斗争、政治结构、国有经济这些“国家”概念上。这种思路的缺陷是忽略了国家也是“历史的实存”(his-toricalentity)的一部分。实际上,国家结构功能的强弱只能影响而不能完全取消社会结构的功能,国家更不能使自己完全免受其它因素的制约。因此,即使在所谓“全控体制”下,长时段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仍然是可能的,而这种变化一旦发生,最终会导致国家结构的变化。所谓“戈尔巴乔夫现象”就是社会结构作用于国家结构的结果。
  列文分析道,自五十年代以来,苏联社会经历了结构性的演变,如工业化、乡村向城市的大量移民、城市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熟练技术工人和白领阶层的壮大、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准,等等。而所有这些现象可归纳为根本的一点:苏联社会的城市化。到七十年代初,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52:48),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公民,而非落后的农民,成为最大的人口集团(demographicgroup)。这种人口比例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孕育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例如,全国规模的城市化产生了大量的城市社会职业并创造了新的管理和技术阶层,主要是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由于和新技术革命相联系,又是通过教育晋升,他们在训练和眼界上与上一代具有农村背景依靠政治优势的干部有本质不同。城市化和科技革命使得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和分岔化(ramified,意指分工、利益等的多元化),自治原则(最起码的如择业自由和迁移自由)越来越有效地取代了指令性的管理。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出现了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团、协会,以及建立在现代化通讯手段上的社会联系,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无形社团”(invisibleCollege,指非正式的但却普遍存在的各种不同训练和背景的学者之间的联系形式和交往网络)在苏联知识分子圈子中也逐步形成。就个人生活而言,城市与传统乡村相比,个人、个性发展、自主选择甚至隐私权的地位都完全不同。此外,一定程度上的公共观点也已形成并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得以表达(列文举了一个还在五十年代末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计划就因遭到公共意见的抵制而搁浅的事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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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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