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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云南白族作家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探勘


□ 邓家鲜(白族) 张朝举

  ◎邓家鲜(白族)

  ◎张朝举

  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尤其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力推进,人类中心主义在不断膨胀和蔓延,在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失控和无序行为,致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洪灾泥石流、城市污染、土地荒漠化、酸雨沙尘暴、水资源匮乏等自然灾害,致使自然生态系统失衡,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的威胁和恐惧。有学者断言,“自二十世纪中叶进入后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以来,环境保护问题正日益成为一个世纪性的、全球性的现实问题”①。人们在关注和思考现代文明对生态恶化的悖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潮——生态文化思潮,在此背景下生态文学应运而生。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应该是当代生态文学的先驱,此后出现了诸如《与狼共度》(莫厄特)、《母老鼠》(君特格拉斯)、《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一批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我国生态文学起步稍晚,开始产生的只是一些警示性的报告文学,后来才有了生态散文、诗歌等。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太平狗》、迟子建的《额尔吉纳河右岸》等作品,将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考察和研究生态文学创作和发展时,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是不能忽略的。这主要是与少数民族往往地处边远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以及工业化的刚性发展容易造成生态破坏有着很大关系;也与作为民族历史记录者的少数民族作家对生态危机的极为敏感有关;还与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密切关联的生态文学的民族特质有关。大理白族作家的创作也不例外,如对二十世纪/计年代以来的晓雪、杨苏、张长、那家伦、景宜、张乃光、原因、赵敏、杨义龙、赵勤等创作进行考量,就会发现生态文学创作占着越来越重要的篇幅与地位(当然,诸如李智红、纳张元、杨泽文等非白族大理籍作家也在此列),他们在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生态现状的揭示批判中,表达着改变生态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追求,呈现出对生态危机于本民族甚及人类的影响所进行的深刻文学文化的思考。

  在生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建立在区域生态审美基础上的生态文学,都会对区域内包括自然景观、民风民俗、风物风情等,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之美的整体关照。地域的自然生态性,会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制约着人们的性格和文化心理甚至行为准则。《汉书·地理志》有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英国著名作家戴维·劳伦斯在谈到乡土精神时也说:“每一洲都有它伟大的乡土精神,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引力——随你怎样叫它都行。”②因此,不同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景观,并蕴藏着不同的人对自然关系的认识,体现着他们独特的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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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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