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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云南白族作家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探勘


□ 邓家鲜(白族) 张朝举

  ◎邓家鲜(白族)

  ◎张朝举

  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尤其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力推进,人类中心主义在不断膨胀和蔓延,在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失控和无序行为,致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洪灾泥石流、城市污染、土地荒漠化、酸雨沙尘暴、水资源匮乏等自然灾害,致使自然生态系统失衡,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的威胁和恐惧。有学者断言,“自二十世纪中叶进入后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以来,环境保护问题正日益成为一个世纪性的、全球性的现实问题”①。人们在关注和思考现代文明对生态恶化的悖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潮——生态文化思潮,在此背景下生态文学应运而生。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应该是当代生态文学的先驱,此后出现了诸如《与狼共度》(莫厄特)、《母老鼠》(君特格拉斯)、《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一批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我国生态文学起步稍晚,开始产生的只是一些警示性的报告文学,后来才有了生态散文、诗歌等。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太平狗》、迟子建的《额尔吉纳河右岸》等作品,将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考察和研究生态文学创作和发展时,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是不能忽略的。这主要是与少数民族往往地处边远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以及工业化的刚性发展容易造成生态破坏有着很大关系;也与作为民族历史记录者的少数民族作家对生态危机的极为敏感有关;还与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密切关联的生态文学的民族特质有关。大理白族作家的创作也不例外,如对二十世纪/计年代以来的晓雪、杨苏、张长、那家伦、景宜、张乃光、原因、赵敏、杨义龙、赵勤等创作进行考量,就会发现生态文学创作占着越来越重要的篇幅与地位(当然,诸如李智红、纳张元、杨泽文等非白族大理籍作家也在此列),他们在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生态现状的揭示批判中,表达着改变生态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追求,呈现出对生态危机于本民族甚及人类的影响所进行的深刻文学文化的思考。

  在生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建立在区域生态审美基础上的生态文学,都会对区域内包括自然景观、民风民俗、风物风情等,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之美的整体关照。地域的自然生态性,会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制约着人们的性格和文化心理甚至行为准则。《汉书·地理志》有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英国著名作家戴维·劳伦斯在谈到乡土精神时也说:“每一洲都有它伟大的乡土精神,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引力——随你怎样叫它都行。”②因此,不同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景观,并蕴藏着不同的人对自然关系的认识,体现着他们独特的生态意识。

  白族大多生活在地处云南西部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结合部的大理州,并主要聚居在大理、云龙、洱源、剑川、鹤庆、祥云、宾川等县市。南诏时期,曾将其封为“五岳四渎”。五岳即东岳乌蒙山、南岳蒙乐山(无量山)、西岳高黎贡山、北岳玉龙雪山、中岳点苍山;四渎:澜沧江、金沙江、黑漶江、潞江,形成了“大理岭千重,点苍冠群山”的壮丽景观。雄、奇、险、秀兼备且蕴涵无限灵气的巍峨苍翠、连绵的苍山十九峰云雾缭绕、瑰丽神奇。海拔高达4298米的山顶上白雪皑皑,成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变化,加上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宜人气候,使植被、奇花异草极为丰富,一年四季闻名遐迩的山茶花、各式各样的杜鹃花、品种繁多的兰花轮番开放,在万紫千红的自然胜境中,许多的珍奇鸟、禽、兽类更使这块大地充满诗情画意。这些山水共同养育着群山怀抱中星罗棋布的100多个俗称坝子的山间盆地里的大理各族人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得山水之灵气,承文化之底蕴中,形成了天人合一、人际亲和的哲学理念和“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⑨的大理人精神。受这种灵性熏染的大理白族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世界里,融入了对自身民族生态意识文化的认同,成为呵护自己绿色家园的使者和歌者,在对大理自然生态物象的观照中呈现出独特的白族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是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需要具备的健康合理的意识”④,也是一种和谐的生命意识。在白族的传统意识中,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人类的母亲。早在明代的白族文学家李元阳就在美丽的自然山水的熏染下’写了不少反映大理风物的山水诗和《游清碧溪三潭记》、《游花甸记》、《游石宝山记》、《游石门山记》等脍炙人口的游记,还形成了他的山水美学,“山水之系人文尚矣!然惟得山水之状者能述,得山水之情者能作”(《玉湖游录序》)。当代白族作家大都有过在山乡长大后生活或工作,因接受现代教育或工作流动而留居城市的经历。童年记忆和伴随其长大的故土山水是他们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而“每个人在童年都对自然世界的好奇与亲近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童年思维和原始思维就会影响着作家的创作”⑤。从小在林间山边奔跑嬉戏、接受自然阳光滋润后成长为作家的人们,养成了对大理这片古老神奇的大地极深厚的感情,始终以一颗博爱之心,感受着天地自然万物的声息,因而在对“苍山洱海”、“边地峡谷”的展示中,有较多的笔墨抒写着他们最熟悉、最铭记肺腑的乡野美景,书写着对自然的亲近,表达着对自然的顶礼膜拜和衷心热爱,追求一种和谐生存的生命状态,满怀深情地吟唱着对自然万物的关爱悲悯和对白族平凡而艰辛、乐观而向上、幽默而善良的可贵生命。让人随处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大理自然山水清丽脱俗、醉人心魄的原生态的诗意描绘和陶醉与纵情放歌。如对他们创作中的生态意识做一梳理,主要谈一谈以下几种生态意识在作家部分文学作品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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