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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困惑


□ 蒋永青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艺术正在经历语言困惑。这种困惑源于形式主义探索及其“表现”论局限,也源于现实批判与文化针对性思想中的艺术焦虑。与这种局限和焦虑相对应的,是语言“表达”说和“构成”论的对峙局面,从其主客二分世界图景的困境看,上述的语言焦虑已经逼近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转折边缘。
  关键词 当代艺术 语言 表达论 构成论
  
  在中国当代艺术中,“重要的不是艺术”已经成为一种持续性的思潮,与此相应,“意义虚无”和“名利场”的惊呼此起彼伏,有些学者把这种现象诊断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失语”症候。问题也许没有这么严重,但是,“语言”是当代视域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当代艺术探索的焦点所在,上述的“失语”焦虑,反映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在困惑。对于这种语言困惑的分析与讨论①,有助于我们深入阐释上述现象。
  
  一、“形式精神”及其表现说局限
  
  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语言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吴冠中提出的艺术“形式美”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我国几十年来一直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吴冠中在《文艺研究》、《美术》等杂志上连续著文,反对把艺术作为政治思想等“社会内容”的图解,提出“形式”才是美术的“主宰”,美术中的形、色、虚实、节奏、构图等“形式美”因素才是绘画的真谛所在。绘画中的这种独特的“形式美”功能,可以称之为“绘画语言”。按照这种思想,绘画中的语言并非政治思想的图解,而是绘画自身的决定性因素,艺术语言也不是思想观念的传达工具,而是艺术自身的要义所在。
  吴冠中提出的这种艺术“语言”论不是没有根据的。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角度看,“音乐属听觉,悦耳或呕哑嘈哳是关键,人们并不懂得空山鸟语的内容,却能分析出其所以好听的节奏规律。美术属视觉,赏心悦目和不能卒视是关键,其形式规律的分析正同于音乐”②。吴冠中指出,音乐和美术创作,主要就是将附着于声音和物象中的这些形式美因素“抽象”出来以重新结构,这些艺术规律不仅是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追求的境界,也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探索的核心问题。当然,中国和西方艺术史中也有大量与政治、社会问题相配合的成功作品,但是,即使在这些作品中,政治与社会思想也是结合在形式美之中,首先必须通过形式美才能体现。
  吴冠中的这种艺术“语言”论在中国艺术界得到了强烈呼应,美术界出现了大量探讨形式美的作品与著述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当时《走向未来》丛书中《画布上的创造》一书,该书的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戴士和,他写此书,就是要专门探讨“绘画语言”这一在中国艺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的问题”。
  戴士和认为,所谓绘画语言,其实就是画面中的造型、色彩及其构图关系,这种“两个单元和一个关系”是绘画艺术的核心问题:绘画可以有具体的物象及其社会文化等价值含义,但作为艺术的绘画却主要是从如何组织与构造这些物象的造型、色彩与构图的角度看,这种画面的组织构造并不是对于物象的简单反映或镜子式的摹写,而是从绘画语言的角度对于物象世界的一种重新创造。例如,西方美术史中的古典写实绘画,并非如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以自然对象为标准的“再现”过程:从色彩看,古典写实绘画崇尚物体的“固有色”,希望在画面上画出物象不受环境影响的“本来”颜色,红衣服的颜色就是深红浅红,蓝袍子的颜色就是深蓝浅蓝,这种所谓的“固有色”与其说是物象颜色的视觉再现,不如说是对于物象颜色的分析与再造,在视觉经验方面,这种“固有色”比印象派的“条件色”要主观得多。从造型上看,古典写实绘画的光影造型可以描述物象的凸凹起伏等细节,似乎是一种视觉再现,但是,这种写实造型却必须接受透视法则的整理规范,“透视作为构图法则,它并不给画面增添任何物象,不增添一人一景,但是它支配调整着所有人物道具诸单元的关系。它向所有单元提出要求,一切形体服从它而改变自己的角度,一切色彩服从它而改变自己的浓淡,透视法像一杆魔杖,经它点拨,画面上数不清的细节全部联系起来,一直向画面深处延伸出千百里之遥”④,这种貌似视觉经验的“写实”规范,也是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重新构造。戴士和强调,对于画面的组织与构造,从来是绘画语言的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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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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