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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转折点:1953年的纠偏与调整


□ 吴 迪

提要|1953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政策调整,其具体表现是当时召开的三次会议和发布的两个文件。这是电影界第一次局部的、浅层次的改革,它为1954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电影创作开辟了某些新局面。但是,由于它没有、也不可能触动中国电影的根本问题,也为电影创作设置了障碍,埋下了隐患。
陈荒煤把1954年称为中国电影的“伟大的转折点”。①事实似乎如此,从1953年开始,中国电影摆脱了“电影指导委员会”这个恶婆婆,淡忘了《武训传》批判的疾风暴雨,经历了“文艺整风”的洗澡洗脑,怀抱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忠诚,着手于理论建设和管理体制的调整。而这一切,又都是从总结经验,纠正偏差开始。纠偏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生机,通过学习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管理体制走向正规化。与此同时,一个来自于前苏联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创作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大张旗鼓地引人电影界,成为创作和评论的最高准则。
然而,如同我们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经常看到的,此番总结和认识是以肯定激进主义文艺观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是在肯定既往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纠偏和调整。因此,它虽然可以使中国电影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它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缓解艺术规律与“一体化”体制与“一元化”思想之间的矛盾而已。事实证明,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将中国电影引向金光大道——纠偏浅尝辄止,调整成为一纸空文,正规化照搬前苏联的那一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统一创作理念的同时,也给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事情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述所有措施都是以“一体化”为前提的,它试图在这个前提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观照一下电影创作的艺术规律。问题是,“一体化”在本质上是排斥任何艺术规律的。换言之,这一体制的创立者在从事着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和艺术的实验,其目的是要通过“一体化”来创造新的艺术、新的规律,而不是消解“一体化”去适应旧的艺术、旧的规律。这一内在矛盾不可能通过完善制度、下放权力、扩展题材、增加样式来解决。事实证明,“伟大的转折点”只是一个廉价而短暂的自我陶醉②。
从思想认识上讲,总结经验,纠正偏差的具体表现是发生在1953年的“三会两文”。“三会”指的是,3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两文”指的是12月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两个文件。这一系列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三会”的召开和“两文”的出台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虽然上述三个会议的重点不同,范围有异,但基本精神和目的是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学习苏联,总结经验,调整方针,以扭转创作落后于现实的局面。在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导下,三个会议将检讨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批评创作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对粗暴的文艺批评作为主要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另文讨论,这里只谈其他。
一、关于电影艺术的领导问题。这是两个电影会议中谈得最多的问题,也是第二次文代会报告中的重点。在剧本创作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指出:“目前电影工作主要缺点就是成品太少,关键在于创作剧本少,用较高的政治水平、艺术水准创作的剧本更显得少。”③电影工作者固然对此负有责任,但“电影工作部门的领导者更有责任”。④领导者的责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二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关于前者,习仲勋指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主要是思想领导,不是靠行政命令,发号施令。”⑤思想领导“必须是具体之至,无微不至的……那种粗枝大叶采取粗暴的办法,那只能够毁灭这东西(指剧本——本文作者),不能给以帮助。”⑥“这(指文艺创作——本文作者)是个工厂,但它不等于纺织工厂、化学工厂……我们这里的工厂是更高级的工厂,我们的工程师是更高水平的工程师,是思想工程师,政治工程师。”因此,在文艺创作工厂里不能搞“加工订货”,“按期完成”⑦。关于后者,习仲勋以剧本审查为例:“人家写了东西叫你审查,一种是压下去,石沉大海根本不去管。……另一种就是要找些岔子,找些缺点进行批评。批评是要的,但这种不合实际的批评不需要。……这叫做‘不教而诛’,你们叫做‘一枪即毙’。”⑧
在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周扬把电影艺术的领导问题主要归结于宫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不仅厂和局存在,文化部也同样有浓厚的官僚主义的缺点……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可以把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从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撤换下去。”⑨因此,他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更严厉更全面的批评:“官僚主义表现在许多方面,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对电影艺术缺少政治的、思想的、艺术的领导。”⑩对此,周扬归结为四方面:“首先,在创作方向上,创作思想上缺乏明确的战斗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这个总的方向我们是有的,但是具体的方向不明确,例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过去就不明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对很多同志还是陌生的新的东西,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没有宣传。我们作品中缺乏先进的正面人物的鲜明形象的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着重宣传文艺创作应该创造先进人物的鲜明形象,应该创造典型。”⑾“其次,放弃了艺术生产的领导。领导上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事务上,而没有将指导创作,指导艺术生产放在首要地位。……没有使厂成为独立的艺术生产单位,也没有注意艺术生产的特点。许多制度是违反艺术生产规律的。对电影剧本创作的领导,采取了违反创作规律的方法,出题目做文章,而且限期交卷。所以有的同志说,过去创作是‘强迫结婚,限期生孩子’。这种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对艺术生产是只有不利的。”⑿“第三,在对电影文学剧本和影片的审查上,缺乏严肃慎重的态度,缺乏统一负责的制度。”⒀今后“要确立逐级审查剧本的制度,中央只负责审查主题计划,剧本审查由文化部和电影局负责”。但是,最后的审查还是在中央:“像苏联,每部影片必须由斯大林同志看过以后才发行放映已经成了习惯……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每部影片都请中央甚至毛主席看过,但是审查的责任必须由局和文化部负责。”⒁第四,“在对待干部的培养提高方面,采取了不够关心的态度,以致有的演员同志苦闷得想改行,甚至个别同志想自杀。东影厂的演员过着没有人管的生活,上影厂的演员则采取了上下班制度,学习班上则是集体读报,几乎完全停止了艺术活动。”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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