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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转折点:1953年的纠偏与调整


□ 吴 迪

提要|1953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政策调整,其具体表现是当时召开的三次会议和发布的两个文件。这是电影界第一次局部的、浅层次的改革,它为1954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电影创作开辟了某些新局面。但是,由于它没有、也不可能触动中国电影的根本问题,也为电影创作设置了障碍,埋下了隐患。
陈荒煤把1954年称为中国电影的“伟大的转折点”。①事实似乎如此,从1953年开始,中国电影摆脱了“电影指导委员会”这个恶婆婆,淡忘了《武训传》批判的疾风暴雨,经历了“文艺整风”的洗澡洗脑,怀抱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忠诚,着手于理论建设和管理体制的调整。而这一切,又都是从总结经验,纠正偏差开始。纠偏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生机,通过学习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管理体制走向正规化。与此同时,一个来自于前苏联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创作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大张旗鼓地引人电影界,成为创作和评论的最高准则。
然而,如同我们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经常看到的,此番总结和认识是以肯定激进主义文艺观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是在肯定既往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纠偏和调整。因此,它虽然可以使中国电影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它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缓解艺术规律与“一体化”体制与“一元化”思想之间的矛盾而已。事实证明,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将中国电影引向金光大道——纠偏浅尝辄止,调整成为一纸空文,正规化照搬前苏联的那一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统一创作理念的同时,也给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事情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述所有措施都是以“一体化”为前提的,它试图在这个前提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观照一下电影创作的艺术规律。问题是,“一体化”在本质上是排斥任何艺术规律的。换言之,这一体制的创立者在从事着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和艺术的实验,其目的是要通过“一体化”来创造新的艺术、新的规律,而不是消解“一体化”去适应旧的艺术、旧的规律。这一内在矛盾不可能通过完善制度、下放权力、扩展题材、增加样式来解决。事实证明,“伟大的转折点”只是一个廉价而短暂的自我陶醉②。
从思想认识上讲,总结经验,纠正偏差的具体表现是发生在1953年的“三会两文”。“三会”指的是,3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两文”指的是12月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两个文件。这一系列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三会”的召开和“两文”的出台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虽然上述三个会议的重点不同,范围有异,但基本精神和目的是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学习苏联,总结经验,调整方针,以扭转创作落后于现实的局面。在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导下,三个会议将检讨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批评创作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对粗暴的文艺批评作为主要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另文讨论,这里只谈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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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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