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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史的事实发掘和事实判断


□ 王利华

  一、学科架构与历史事实

  发现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是历史学的基本工作。如何发掘事实?真相能否被揭示?这些问题已经争辩了多个世纪,史学理论家搔首踟躇、说辞穷尽,至今依然歧见纷纭,恐怕很少有学者能真正摆脱这些基本问题的困扰。生态史学兴起未久,且是典型的多学科研究,事实之发掘、判断和解释更是面临一些特殊困扰。

  首先面临的一个困扰是生态史学者应该努力发掘哪些事实。之所以有此困扰,是因为中国生态史学科架构尚未建立起来。

  历史研究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稍具专业常识的人都知道:过去的事情几乎是无限和不可穷尽的,历史研究中的所谓“事实”其实都具有选择性,并非所有往事都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探寻哪些事实取决于研究者所在学科的学术框架,大抵是那些对于解决本学科命题“有意义”的事实。哪些事实对于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有意义”?考察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应关注哪些事实?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从美国学者纳什( Roderick Nash)开始,各种环境史定义不断涌现,关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外学者都作过不同程度的分梳,然而历史学界至今仍有人把它理解为“环境的历史”。虽然这多少有些令人沮丧,却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对它的性质、目标、框架和体系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时至今日,连“什么是环境史”这个最基本问题都没有回答清楚,对于应当发掘哪些“事实”自然亦无法列出一份较详细的分类清单。

  就笔者所见,最早联合组织中国环境史学术会议并编辑出版论文集的伊懋可和刘翠溶曾先后提出一些设想。伊懋可设想环境史研究大致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以技术为中心,从气候、地貌、海洋、植物、动物等各方面的脉络探讨环境变化的形态;二是从宗教、哲学、艺术与科学角度来认识自然;三是透过不同的社会焦点(social focus)观察社会(如官僚体系、封建采邑、部落、村落、家庭、有限公司、集体组织等)所作出的影响环境的决策,以及环境对社会的反馈机制;四是从经济史角度认识中国环境史,包括五个主题:(1)资源边疆(resourcefrontiers),探讨在时间过程中哪些地区的土地、木材和其他生产因素相对丰富;(2)水利系统的各种技术与生态;(3)森林、木材贸易与使用木材的技术;(4)大型驮兽的历史;(5)建造的环境( built environment)的历史。刘翠溶则提出了尚待深入研究的十项课题,包括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地理信息系统之运用。上述设想大抵是基于研究的可操作性,无疑都具有启发性。参考中外学者的论说,或许我们还可“以人为本”列举出最基本的问题线索:(1)不同时代和地区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状况如何,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2)如何逐步认识环境,形成了怎样的知识体系?(3)如何利用环境条件,开发自然资源满足物质需要?(4)如何克服不利环境因素开展各类活动和获得安全保障?(5)如何通过改变生计模式、技术手段以及社会关系、组织和制度来适应环境及其变化?(6)如何逐渐将自然事物和环境因素融进自己的精神、情感和审美世界?这六条线索大致可以贯穿伊懋可、刘翠溶所列举的项目,并与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次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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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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