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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内外是故乡


□ 唐晓峰

  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方角折曲的长城符号,都觉得十分“自然”,至少从宋代以来,各类全国舆图上便有了长城的“小像”。长城在宋代并没有什么用处,徒为一种存在,编图者把它与北方的河山画在一起,说明这座人工建筑已合入北方自然的高山峻岭,与它们结成一体,生为新一种天长地久的地理结构。再从人文方面看,长城不只是一道砖石土垣木柴僵落筑起的军事屏障,作为大地上一个独一无二且伸展辽远的地理因素,它引导了一条特殊的人文地带的形成。这一地理地带的核心是长城,所以可称为长城地带。
  中国文人向来有谀地的传统,古代诗文已把祖国山水赞美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不起眼的偏州小县,也会有文人封点的“四胜”、“八景”。小时学作文,跟着传统的语言格式走,也模仿过那一类的描写。不过,有一处地方,得到的赞辞极少,这便是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在古代文人的歌咏中,只有弓刀、白骨与荒凉,在世代民间传说中,也尽是些悲惨的故事。其实长城战事,即使在王朝时代,也常常是远逝的事情。可是在承平岁月,长城还是唤起人们不平静的心理。“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长城地带是一个悲剧地带。
  然而,长城地带的悲剧属性完全来自南方人在北望长城时的心情。在长城脚下生活的人们,不可能终年作冷月荒垣的感慨,他们像所有地方的人们一样,必须利用当地的环境特点,开辟自己的生活空间,建立自己的社会地域。早在《汉书·匈奴传》中已然披露了长城内外人民“往来长城下”的积极气氛。长城的修建,作为一种新的地理因素,重新规定了人们行为的位置。原来的事情,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而现在,必须在长城。至少,长城的关口所在,都变成交流行为确定不移的会聚之所,交流程度的强化使这些地方突显出来。比如作为长城关口的“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长城地带的形成,必定产生深远的人文地理影响,作为地域属性,它理应有一份独立的资格。对那里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应给予独立的考察。近代以来,对长城地带在学术上率先进行独立考察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这已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特别是南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而具备旁观者的角度。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在对亚洲大陆作如此宏观俯视,究其整体发展时,拉铁摩尔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所谓“中心”的概念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以往绝大多数人在讨论二者的影响时,话锋向来在北方“野蛮”游牧社会如何“乱”了南方“文明”农业王朝这一端。至于南方对北方的影响,除叙述农业社会如何以货物交流北方而外,便再无其他考察。当然,强调二者影响的相互性,无意要将二者的方方面面都拉到平起平坐的位置。但至少,在考察二者的关系时,不应将游牧社会定位为无内部运作、无实际进化、只行“侵边犯塞”职能的一伙概念性人群。草原游牧社会具有从无到有、曲折演进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由于地理的“缘分”,离不开南方农业社会的存在,更具体一点讲,离不开长城地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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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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