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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伦理·弱者武器·日常政治


□ 何雨奇

  一九七六年,斯科特(Scott, James)发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阐述了缅 甸、越南农民的“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道义经济;一九八五年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一书中,斯氏把道义经济理论延伸到马来西亚;一九九○年,五十五岁的斯科特完成了《反抗的支配与艺术:从属群体的隐藏文本》的写作。至此,斯氏一以贯之的写作历程被学界诙谐地评价为“马来西亚的农人,世界各处的农人,世界各处的各种人;斯氏的学生克弗列特(Kerkvliet,Benedict)二○○五年根据在越南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写成《日常政治的力量:越南农民如何改变国家政策》,将斯氏的农民研究进一步推进。
  
  生存伦理(一九七六)与弱者武器(一九八五)
  
  通过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斯科特提出他的“道义经济学”概念。他认为:徘徊于生存边缘,受各种外界因素摆布的农民家庭很少把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目的,在避免失败和追逐冒险之间,农民通常选择前者;他们的决策取向是风险规避,缩小最大损失的可能概率。他们是生存伦理至上,践行“安全第一”的原则。
  农民的这种伦理在村庄的文化结构中得到放大和制度化。东南亚的村庄有一套内在的社会安排来保障村民的生存权利,比如公田的定期分配;让富人更多地参与村庄公共事业,接济穷人。农民的生存伦理不仅是农民经济学一种既定的形式,也具有规范和道德的维度。村庄内部互惠系统,社会选择,不同农民阶层之间的互动支持了“生存伦理”的构建。
  从农民的角度看,恰亚洛夫(Chayanov, Alexander)在一九二六年对俄国农业生产者的研究指出:在人口过剩的地区,农户为了生存长时间在有限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并不考虑生产利润的严格计算。恰氏称此为农民的“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恰氏是农业合作化的支持者,但是他对于不分皂白地引进大规模农场的政策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农户的生存伦理只会生产出足够其基本消费的食物,他也相信当时的苏联政府要迫使农民走向集体农庄,并在农业上生产出剩余产品将非常困难。斯科特同意恰亚洛夫的解释,他也批评了农民反抗遵循一种“递减性的剥夺”(decremental deprivation理论认为在“个体对未来的期望并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完成这些期望的能力却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个体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断增强,他们感到失去了他们曾经得到或者认为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反抗因而产生。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版,78页)。斯氏认为这种理论假设的行动主体具有一种“索求——得到比率”的期待,忽略了农民的道德正义感和背景文本;从村庄角度来看,农民生存的背景文本由互惠规范、最低生存保障组成的农村社会结构网络支持。只有农民最低的生活诉求得到满足,村庄的稳定才能维持;反之,这种村庄的道德基础破坏之后,农民就有更多的理由违反日常规范。质言之,农民反抗是一种道德反抗。斯科特把农民反抗视为迫使精英恢复他们对农民的道义责任或者阻止他们对农民享受道德慈善的侵害。这种恢复农村阶层间惯例的努力是“保卫农村家长式作风的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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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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