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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亚洲性”与亚洲当代艺术


□ 黄 笃


内容提要
亚洲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多极化世界构架中,亚洲又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在当代艺术的领域内,亚洲则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空间。处于不同的传统和现实际遇中,亚洲当代艺术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生长路径。加强亚洲艺术界内部的相互交流,是共同面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亚洲性亚洲当代艺术多元文化

近年来,亚洲当代艺术受到国际广泛关注,亚洲认同(身份)也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文化转变显然与“冷战”后,尤其是全球化带动的亚洲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和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有关。笔者之所以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转向对亚洲当代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主要是与几年前参加在汉城和东京举行的几个国际当代艺术讨论会有关。在这些会议上,来自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的评论家和策展人集中讨论了亚洲地区的当代艺术问题,他们不仅拥有各自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传统,而且还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在建构这一艺术发展的基本框架上都有独到的见解。但中国的评论家和策展人对这方面的议题却没有足够的重视。这显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有关——主要关注以中国与欧美为中心的问题,较少考虑亚洲区域的问题。正是基于此,中国当代艺术的视界也只限于东方与西方的框架,而缺少对亚洲内部的艺术现象进行比较研究。那么,为什么亚洲艺术问题要被提出呢?尽管亚洲艺术在国际上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但还是缺乏对自身所包含的传统、民族、宗教、习俗的差异的细察和深究,基本上停留在“想象的亚洲”。显然,关注亚洲当代艺术与自身生活的这个区域的文化有关,倘若要认清亚洲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独特性,就需要将亚洲当代艺术置于历史语境与现实发展的联系中加以考察。
实际上,谈论亚洲问题,主要针对的是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因为亚洲地区的历史是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笼罩的;再有是针对在亚洲内部发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的想象空间。对于民族国家的预设和想象是把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核心,如果要想象一个超国家的空间,那就应采取一种批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取向。这种以区域政治结构来迎接和抗拒全球一体化(美国化)的思路无疑是受到了欧盟模式的启发和影响。今天的欧洲已基本形成了超越原来民族国家的新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欧洲的文化发展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整体政治架构之上的。因此,在这种对照之下,亚洲问题就显得非常急迫和重要,如果说艺术是一种文化理想的形式,那么以艺术想象来解释和建构超越“亚洲性”的可能性就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对亚洲当代艺术的研究,仍要从概念的历史范畴出发——它蕴涵了差异与身份、传统与现代、里与外、包容与排斥相关联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思考亚洲当代艺术:关于“亚洲”概念的历史语境;“移植”与亚洲立场;超越“亚洲性”。

一、“亚洲”概念的历史语境

今天,如果要认识亚洲的当代艺术,应以理解“亚洲”一词的历史内涵为前提条件。虽然在地理上很容易描述“亚洲”的位置,但它在文化上则是个难以说清的概念。这主要因为亚洲文化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多样性,无论是在宗教、文化、传统习俗上,还是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体制上皆存在差异性。从历史角度看,“亚洲”一词最早不是由亚洲人而是由欧洲人提出的概念。Asia最早是指希腊以东的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在早期欧洲的概念中,亚洲等于“东方”之意,后来又衍生出了远东和近东的概念。17世纪以后,亚洲又与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的地理概念相联系。可以说,19世纪以前亚洲人对自身归属亚洲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准确地讲,“亚洲”一词来自它之外的世界,即来自西方殖民主义对一个不同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定义,也就是说,它是西方借此用以区别于自身的一种设定。概括起来,亚洲既是一个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上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大陆,同时又是一个内部高度分化的区域。
关于“亚洲”概念在亚洲国家中的具体提出和运用,可以追溯到1885年3月16日日本近代变革先驱福泽谕吉(1835—1901)在《世事新报》上发表的“脱亚论”观点,其主要意旨在于摆脱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主义的封建关系(朝贡体系),意图将日本建设成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实际上,福泽谕吉的思想又深受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的影响,当时的开化党人试图采纳西方近代国家、社会、权力的思想模式进行改革,最终仅持续了三天便告失败。福泽谕吉洞察了这种政治变化,也非常认同开化党的进步思想,对改革失败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深受儒教文化的长期掌控。于是,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日本要走向改革之路,必须先要摆脱儒教文化的影响,才能建构具有欧洲式的“自由”、“人权”、“国权”、“文明”和“独立精神”的民族国家类型,其目的就是日本不再依赖在亚洲内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1885年前后,整个日本的政治界和思想界已弥漫着求变的思潮。初任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就极力推行欧化政策,尽管也有以西村茂树为代表在《日本道德论》一书中提倡儒学道德复兴的主张,但文部大臣森有礼支持伊藤博文的主张,他明确提出:“在现代提倡孔孟是迂腐的。”因此,“脱亚”表达的改革思想,确立了日本近代国家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脱亚入欧”成为了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口号,并被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和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所利用,也就是将“入欧”的民族国家逻辑与“入亚”的帝国主义逻辑相混淆。在具体行动上,则转变成了“入亚反欧”,最终借“解放亚洲”之名发动了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实质上,日本以“亚洲主义”彰显了“日本主义”。这种思路直接影响和确立了日本近代化和近代文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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