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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和胡子伯伯的交往


□ 木 斧

作为严文井童话《南南和胡予伯伯》的小读者,我这一辈子和严文井同志的交往,几乎都是围绕着{南南和胡子伯伯》进行的。
1945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从成都青年路夜市的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桂林出版的{南南和胡子伯伯》童话集,封面是一个从头到脚长着胡子的伯伯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木刻画,我立刻被吸引住了,把它买了下来,回家后一个通宵就读完了。我,一个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的穷孩子,哪里见过糖果?真想找到这位胡子伯伯,让他从袖筒里抖出一块糖来给我尝尝,我会高兴地从梦中笑醒,我常常因此幢憬着幸福的未来。
后来我长大了,1948年2月,我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了革命,而且偷偷地写起诗来。我以为我在漆黑的小屋里看见了光亮,看见了胡子伯伯笑盈盈地在向我招手。
小屋里射进来一线阳光——
它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我知道
阳光穿过阴暗的缝隙
跳着
笑着……
面向阳光
心里的冰块消融了
我爱你爱得发烫……
——《阳光》1949年9月
我相信阳光会像滚雪团一样,愈滚愈大,直到燃遍全国。
可是胡子伯伯还是没有出现。
写诗也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反倒使我在建国后的1955年变成了浑身漆黑的“胡风分子”,从此我被下放农村,长期接受劳动改造。
1965年,我返回原单位待命。但单位不仅不给我分配工作,还早停止了我发表文学作品的权利。我既无事可做又无可奈何。恰恰在这个时候,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即将召开,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刮四川准备材料来了。来的便是严文井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共青团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与严文井会见后,他便提出要到基层直接体验生活,单位领导这才临时决定抽调我陪同严文井一行前往。
我们先是到自贡市盐区,天天坐茶馆,听工人讲评书,用句四川方言来说,实在过瘾。
后来,我们又陪同文井同志去了大巴山南麓的广元县沙河公社,本想在公社听听介绍金鳌大队的文娱活动就行了,哪知文井同志受了感动,听说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晚上打起灯笼火把进行的,他便决定亲自到金鳌大队去参加活动。于是,我们翻山越岭去了金鳌大队,严文井就和我住在团支书张玉德的家中,生活上和当地群众完全打成一片。我们在金鳌大队住了两天,白天采访,晚上同青年群众一起参加文娱晚会,心情特别开朗。
回到成都后,严文井指定我起草这篇报道文章,我却不敢接受。他不了解我当时的处境,以为我客气,便说,“你不要客气,你是富有文学素养的人,一定能够写好!”但我的顾虑反而大了,赶快申明:“不,不,我不爱好文学,我对文学不感兴趣……”他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经过我们单位领导的同意,我才敢提笔写作。我写出的报告文学《山区红秀才》,是以共青团四川省委调查组的名字,发表在《四川文学》1965年11月号上的。第二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召开期间,大会根据我的材料写出了《金鳌山上擂战鼓》,并以张玉德的名字发表在1966年1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一年后,张玉德被破格提拔为广元县委副书记,这是后话,不提。
这一年,严文井、杲向真等同志都在北京等着和我见面,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去。原因很简单,单位领导后来认为派我去参加这一活动是“用人不当”,将我从赴京的工作人员名单中删去了。不久,我被发配到绵阳,我便毅然掐断了同文井同志之间的联系。
1980年上半年,我的“胡风问题”得到了彻底纠正,我便急匆匆地赶到严文井家中负荆请罪去了。
“对不起,我那时对你说了谎。”我的话似乎有些没头没脑:“我不是不爱好文学,而是太爱了,爱得发疯了!”
文井同志很沉得住气,他耐心听完我的自白之后,仍然感到不甚明白,好像不认识我了似的,突然向我问道:“你是谁呀?’
我也才发现,我讲了半天却忘了点题。“我……笔名木斧。”
“怎么?你就是木斧?我知道木斧呀!”他这才激动起来:“你这个人真怪,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无语,望着这位秃了前额的老前辈、老儿童,我笑了。他想得比我还天真呢,那个时候怎么能告诉你呢?我怎么忍心去连累你呢?
憋了几十年,我现在才有机会向胡子伯伯严文井吐露心中的秘密,吐露我对南南和胡子伯伯的感情。接着我还告诉他,1958年1,月18日,我的南南出生了,我不假思索一口气给她取名南南,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所以她的大名叫杨楠,小名就是南南。
“多有趣!”文井同志说,“早知道南南出生,我该送她一个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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