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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文化、手机与社会存在


□ 黄鸣奋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当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早期主要以对用户的社会调查为特色,由此发现的诸多问题逐渐成为其后理论探索的重点。例如,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与注意分配?手机流行如何影响到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与自我呈现?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又如何因为使用手机而发生变化?手机如何与亚洲的中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等等。
  二○○○年秋,乔伊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发表文章,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本围绕手机形成的“拇指文化”(女生的拇指绕着键盘转,宛如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这一术语迅速随着手机的普及而在全世界不胫而走,成为手机文化的别称。它的涵义当然不局限于拇指族如何操作手机键盘,重点也不在于上述操作可能给用户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带来什么变迁,而是移动通信的社会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手机渐渐变成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其用户数量在世界各国成指数地跳跃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拇指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例如,英国社会研究公司Teleconomy逐年进行题为“宾格我,我的移动与主格我”的调研(二○○○——二○○四);台湾的市场智能中心发布了《中国消费者购买欧美手机的意图》(二○○七)。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出版了《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二○○四);在挪威工作的美国人林(R.S.Ling)出版了《移动连接:手机对社会的影响》(二○○四);日本的伊藤瑞子等人推出了《个人、便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二○○六)。瑞士圣加伦大学社会学家格罗茨、伯奇与英国电信专家洛克合编的《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二○○五),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是有代表性的。
  手机是什么?它当然是一种电话机,同时,又兼备微型无线电台、照相机、摄像机、播放机、计算机乃至于电视机等多种功能。《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在导言中谈道:“它是一种强化个人身份感的物神化(fetishised)对象。它是一种改变我们处理事务方式的有革新能力的技术。它是一种改变我们管理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的手段。它是一种发送文本-信息的工具。它是一种我们掌中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执行比阿波罗飞船更为复杂的计算任务。”若论其社会影响,最为重要的或许是:“手机正在变得与存在相联系。用固定电话通信,我们呼叫场所;用移动电话通信,我们呼叫人。我们日甚一日地期待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如果呼叫无应答,就会觉得受挫。”编者举出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联系。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中,先是恐怖分子利用手机触发炸弹,后是治安当局利用手机记录追踪施炸者。在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爆炸案中,灾后人们纷纷用手机确认所爱的人是否安好(这相当于确认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使用者如此之多,以至于移动运营商不得不设法控制呼叫量。在那些日子里,新闻机构拨打手机寻找目击者,警察局呼吁市民提交手机所摄影像以作为暴行的证据,反响如潮水般涌来。“在面临灾难时,我们求助于口袋中这一小小的手持物,既重新联系外部世界中我们所爱的人,又捕获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事件。它表现了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双重存在的阐释——‘是我在此处’与‘我在是此处’。这正是对于手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的执拗确认。”美国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所注意的则是手机平时如何被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不只是维护社会层系,而且提供一种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手机的作用类似于弗洛伊德《超越享乐原则》(一九二○)中所讲述的fort-da游戏中的线轴。小孩反复抛出、拉回线轴,借此重演母亲的“消失—回来”(非在与存在)。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肯定手机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纳以卢旺达为例,说明手机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化。根据他的考察,手机允许人们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有效地组织工作。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小餐馆老板这样的普通用户,都享受到移动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穿越时空、保持业务联系、做出业务决定、根据不断变化的微观日程管理业务的自由。
  当然,上述自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休默与特吕奇指出:引入手机,已经可能也允许有更多的机会来管理作为社会空间之代表的领域,如通过在工作环境中使用短信管理社会事务等。这提供了一种范式转移,即从处身于特定物理场的需要转移到管理特定的领域、以至于在任何其他领域管理另外任何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将领域边界从特定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同时又引入了一种“熵”的要素,并增加了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在手机广泛应用之前,社会身份总体来说是依系于场所定位的。在特定时间被描绘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被定位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与谁在一起。例如,如果人们在家,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父母或配偶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家庭在一起;同样,如果他们在工作,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经理的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工作同事在一起。每种角色或身份都紧密地与其周边物理环境及共同定位的同伴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电话开始改变了这一点,虽然它最初是不可移动的、定位在特定的地点。因此,如果某人接电话,对打电话的人及听电话的人来说,他们在特定时刻所维护的身份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谈话然后相应持续。引入手机之后,情况便非如此。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对方当时所处之处并非一下子就明显。与此同时,用户也不知道自己的哪种社会身份将被唤起。由于领域的边界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身份边界也变得更有弹性。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个人产生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处于运动之中,不可能预计在下一时刻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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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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