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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的修养


□ 赵京华

  日本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修养》(一九一一)作于一百年前,在本国风靡了一个世纪之后,如今终于有了中文译本而得以在汉语读书界流传。
  新渡户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是明治时代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其复杂的个人经历、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独特的学问思想信仰为《修养》一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他出生于传统的武士之家,早年就读于札幌农学校并在该校外聘美国人教师影响下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东京帝国大学英语和农业经济学科毕业后,他又远涉重洋留学美国霍普斯金大学。一八九一年回国后历任札幌农学校、京都帝国大学等教职,日俄战争前后,新兴国家日本于内部开拓北海道,在海外开始领有萨哈林、朝鲜等,新渡户稻造在此种背景下于京都、东京两帝国大学首次开设“殖民政策学”讲座,逐渐确立起为帝国日本提供海外殖民统治技术的学问,这个学问体系经历一九四五年的战败改为“地域研究”而一直保留在日本的大学学科体制中。除了农业经济学和殖民政策方面的学术成就,新渡户稻造还曾担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女子大学校长职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晚年则出任过国际联盟事务次长,于世界各地推动和平友好事业,成为当时日本少有的国际主义人士。可以说,新渡户稻造是典型的“明治教养人”,一方面有忠诚于明治国家的浓重观念,同时兼具“自由民权”和个人独立的志向,又贯通古今东西的思想学问并形成了高远的国际主义视野
  《修养》出版于明治末年,那时正是现代日本通过“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而初步完成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阶段,又经过与周边两大帝国——清帝国和俄国的两场战争而获胜,使日本人在海外扩张上形成了基本的民族认同。这个阶段,已经初步达成“富国强兵”目标的日本国家,其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塑造新型的均质化的可以效忠国家的国民。正因此,明治末年开始出现了有关“日本人论”、“日本国民性论”方面的书籍流行一时的趋势。作为身在这个国家体制内部担任教育方面重要职务的新渡户稻造,自然会对此种塑造和培养“新国民”的时代要求抱有自觉的意识。然而,我们翻阅《修养》一书,却注意到其中并没有当时弥漫于各类国民性论和谈教养的书籍中那种浓重的国家意识和国民道德论的色调,作者一再强调其主旨在于为普通人建立个体人格的修身标准,其最大的心愿也不过是“为迷茫者指明方向,为气馁者增添力量,为哭泣者擦去眼泪”以“抚慰不满者的心”。而已。
  在我看来,这种淡化“国家民族”或“国民”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从现代人个体人格的确立角度切入道德修身问题的低调策略,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它能够超越时代限制而博得广泛好评且畅销不衰的原因所在。当然,在作者新渡户稻造那里,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好国民”这样的意识并非不存在,如书中谈“储蓄”的章节就提到假如一个人“为国家培养出来的是几位善良的国民,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而具备储蓄意识的人往往思维缜密,“日后必然会成为能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公民”。但这也是以首先养成个体健全的人格、提高公民的一般道德修养为前提的。由于作者更看重公民道德修养的实践意义,而有意识地避开理论上的“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论述的框架,认为以此“框架”讨论修养,“有时也许会看出貌似重大的实际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没多大必要去应用于人世间”。因此,《修养》一书的论述具有更贴近个人道德实践的特征和广泛的适用性,避开了单纯为民族国家塑造合格“国民”提供劝谕,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性和道德说教的大而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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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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