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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反省的民族无法长大


记者 刘芳

   陆建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1990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八年剑桥留学生涯,为陆建德后来的文章和思考奠定了理论、风格上的基石。不过,人们在他的文章里读不到太多留洋见闻,反而常能看到他对江浙故乡及其往昔风俗的回忆。

  大凡有本土情怀的人很难不显得保守。陆建德也不例外。在对亚当·斯密的评述文章中,他强调道德对于社会的匡正作用,以及培养公民精神的必要。同时,他也指出,合乎现代社会的观念和美德,与中国人偏于实用而利己的习俗观念,距离甚远。

  陆建德一面浸淫于英美文化之中,一面叹息中国本土制度资源和公共意识的长期积弱,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高下比对。相反,他一向关注在近现代历史中,险恶的国际环境和水土不服的外来思想,如何让中国人向现代平稳过渡的努力一次次受挫。他从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理论出发,指出正是西方制造出了它想要的中国。

  当前,在缅怀红色记忆的传播导向之下,战争影视剧、文学作品在国内方兴未艾,这些作品往往也不假思索地延续了中国人一贯的“敌”“我”对立观念。这种对立观念究竟缘何而来,与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淡漠是否存在联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有怎样的危害?

  朝代思维代替国家观念

  中国人传统上的国家观念是很淡漠的,主要是朝代思维,很容易把前面的朝代说得一无是处

  财新《中国改革》:当代中国的很多战争文学作品是描述内战的,请问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对内战的描述方式与中国是否有所不同?

  陆建德:确实有所不同。美国人写内战,会让读者觉得双方都扣不下扳机去,因为他们有一种整体的国家意识,觉得内战是特别伤害国家的事情。“南北战争”中尽管北方战胜,但仍有许多照顾南方的举措,比如南方的旗帜还能飘扬,南方的军人不会被迫害。对于北军进入南方之后的一些行为是否妥当,美国人也在不断反思。他们把内战视为一个民族的伤痕,希望慢慢养好它。

  再比如法国作家写法国大革命,也不会简单地站在一边,谴责另一边,而是要寻求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平衡。

  以雨果的《九三年》为例,1793年,雅各宾派政府派兵镇压旺代地区的叛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革命政府与武装叛乱的贵族各有各的动因和道路。雨果描写了坚定的革命党人西穆尔丹,思想非常纯洁,认准目标之后,只希望走两点之间的直线。但是,这样的直线可能造成未曾想到的伤害,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了。贵族朗特纳克,叛军指挥官,在逃走之前因为听到被困在火中的三个小孩的哭声,返回去救小孩,结果被捕。年轻的革命者、西穆尔丹的学生郭文看到这个景象,很受触动,后来到监狱探望朗特纳克,让对方穿着自己的斗篷逃走。在这样的故事里,我们很难看到简单的好人和坏人,而是看到内战给整个法国带来的这种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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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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