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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与僭越


□ 段吉方

摘要: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在审美话语的内在分裂中探析审美意识形态的张力意义,揭示美学话语的内在运行机制,主张建立一种以“肉体”为核心的唯物主义美学,为美学话语的当代复兴奠定了基础。但伊格尔顿在美学与意识形态元语言关系上的本质主义视角也影响了审美意识形态讨论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而弱化了他的批评实践。
关键词:《审美意识形态》 分裂 肉体 本质主义



自从鲍姆加登在十八世纪创立美学学科以来,美学话语就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感性的表达方式。鲍姆加登的《美学》开篇就直接地说,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美学的目的就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康德曾把这种感性认识视为美学研究的基本途径,他说,“为了判别某一对象美或不美,我们不是把它的表象凭借悟性连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像力(或者想像力和悟性相结合)连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不是逻辑的,它的形成来源于“用愉快的感觉去意识它”。这句曾被黑格尔认为是“关于美所说过的第一句合理性的话”正说明了美学话语的感性特征自始就被认为是美学和美学研究的学科标识。
凡是对美学话语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学话语的这种感性特征使它钟情于审美体验的“发生和审美感受的感知而区别于逻辑上的明晰认识。但是,伊格尔顿却不这样看。他以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自信批驳了那种反对美学与任何理性分析相联系的观念,并且把审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对审美话语作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解读。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审美意识形态》之中。
《审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著作,谈的是西方美学家的思想。从舍夫兹博里,一直到后现代视野中的福柯、利奥塔、德里达,都在他的视野之内。用伊格尔顿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不是一部西方美学史,而是对这些西方美学思想家的美学思想进行的历史性考察。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不但它有着美学史的效果,而且伊格尔顿的历史考察中也强烈地渗透着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贯关注和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认识上的深化,因此,它是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思考中的一部重要的作品。
伊格尔顿的思考是从审美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开始的。他注意到,在启蒙主义时代以来,随着人类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觉醒,现代欧洲思想就已经开始重视审美了。但是审美并不是一个自在的特殊的感性领域。在欧洲的思想发展中,审美在承认人类需要和感性欲望的基础上,不断地向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理想的普遍王国和人的特殊欲求之间的断裂发起批判性进攻,所以,审美话语并不仅仅是感观体验的直接综合,它同时也包含了一种理性观念,审美话语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
这是伊格尔顿对美学话语进行思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他认为,自美学诞生以来,审美话语之所以在人类文化思想的演进中起到如此突出的作用,关键是因为审美话语对它所置身的意识形态语境提出了异常有力的挑战,并为人类提供了探索意义和价值本原的话语方式,所以,审美话语自始至终都明显地表现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痕迹。伊格尔顿的这个观点明显地突出了审美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对审美话语的认识上,虽然历来都存在着“艺术论”和“人生论”两种认知取向,但伊格尔顿在审美话语的价值属性上明确标举意识形态性并上升到对美学问题的基本认识,这却不啻为一种惊人之谈。伊格尔顿从美学学科产生那一天开始讲起。在第一章《审美的兴起》中,伊格尔顿综述了审美兴起的过程,考察了审美与资产阶级主体性确立的关系,以及审美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关系,描述了审美与法律、资产阶级社会规则之间那种既认同又批判的复杂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描述,其着重点是十八世纪美学兴起过程中审美话语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启蒙时代以来,与绝对理性主义对主体、感性的忽视相伴随的是生活世界被重新发现了。“哲学似乎突然意识到,在它的精神领地之外存在着一个极端拥挤的、随时可能完全摆脱它控制的领域”,也就是“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这个感性生活领域正是审美关注的地方,鲍姆加登所建立的美学就是对这种审美领域加以强调的结果。但是,伊格尔顿认为,在十八世纪的社会现实中,鲍姆加登的美学注定是与德国社会的政治情境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十八世纪的德国是一个邦国林立的封建国家,既缺乏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根基,又缺乏一种总体文化。当时自私自利的贵族已经无法领导文化界的启蒙运动,是一些职业的文化阶层肩负起了这个重任。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审美话语体现出了与意识形态既保持距离又亦步亦趋的联系。在当时唯理主义观念普遍盛行的情形下,理性话语为了找到直接深入感觉世界的方式不得不考虑感性的生活,而当时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一方面强调反封建,另一方面却还对封建权威极端尊敬,典型的如康德,他既是勇敢的启蒙思想家,又是普鲁士国王驯顺的国民。美学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政治情境之中,它是十八世纪专制主义统治的内在的意识形态困境的预兆。对鲍姆加登来说,审美认识介于理性的普遍性和感性的特殊性之间,美学的任务是以真正的理性运作的方式把模糊混乱的感性生活整理成清晰明确的表象,从而使统治阶级能够伸人到那些至关重要的感性生活的领域。因此,鲍姆加登的美学开拓的是理性的殖民化过程,美学体现了资产阶级解决政治困境的方式,它作为理性的补充把启蒙时期的理性拓展为超越理性范围的充满活力的领域,把理性忽略了的或者无法认识的领域变得清晰易解,在它的协助下,确定的具体化的东西也就可以被聚合成历史叙述,从而适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伊格尔顿通过对英国经验美学的考察向我们指出美学是如何有效地协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人们的理性世界掘进并进而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帮凶”的。舍夫兹博里通过道德的审美化把丰富的人文主义传统引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感染了自由、个性等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从而为资产阶级社会奠定了比理性更为人们所接受的情感基础;休谟以想象为武器,通过“知性”的感性化弥补了舍夫兹博里道德审美化的不足;深谙理性力量的崇高感觉的爱德蒙·伯克则通过对一种更具体的审美感觉的强调配合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从而使理性的统治成为可能。因此,这三位经验主义美学家都是主张审美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典范。经验主义美学在一个基本的认知方式上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疏通了感性的统治渠道,同时这种疏通也是美学借以确立自己的思想和学科地位的方式。而这也正是十八世纪审美话语的主要特征。在伊格尔顿看来,康德的美学同时体现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精髓,康德所提出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无功利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通过恢复客观秩序来恢复主体性的形式,他实际上是在主体经验的结构内追寻超越主体经验的物质世界的真实性,最终以一种“无法之法”平衡了抽象的政治权力和主观世界,所以康德的美学是感性受理性压制的,康德的判断力是平衡感性和理性的手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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