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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光下的道踪


□ 沈睿文

  《云溪友议》卷下《羡门远》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夫人欲点化金银,非拟救于贫乏,必期多蓄田畴,广置仆妾,此谓贪婪,岂名道术?且玄妙之门,虚无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乎不得!悉焚《参同契》金诀者,其言至也。
  说的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炼丹术之盛行。唐代,宗教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佛教、道教都在官方、民间的舞台上展示自己,人们的生活也受其影响。唐高祖武德八年曾下诏宣布道教第一,儒第二,佛教第三。唐代诸帝多信道教服饵长生之说,几乎每个皇帝都与丹家有关,服丹中毒致死者在历朝中为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记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臣下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亦皆服食中毒致死。即便如此,唐代皇帝对服务于宫廷的金丹术士仍优礼有加,术士或官至公卿,金丹服饵一时成为全国性风气。又有达官贵族群起效仿,他们交结道教方术之士,访求金丹大药,服饵烧炼以为时尚。《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载他“性好服饵”,罢官后,“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此外,更有官员“乞骸归田”并“以故庐共制神室”而临炉炼丹。这说明唐代贵族高官在家中炼丹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文人学士也大多浸染于这种时代风尚,白居易《思旧》诗中便列举了受丹药毒害“或疾或暴夭”的一些文人墨客。唐代士人崇道及其有关的文学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金丹术的兴盛及其社会影响的广泛。
  但是,文献记载与考古工作却存在极大的反差,长期以来唐代道教考古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掘和重视。近年来围绕着考古新发现而展开的热烈讨论,为我们展示了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三夷教在中国中古社会的画卷。但是,众所周知,三夷教并非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主流,并不能涵盖当时中国民众信仰的真实状况。学术领域中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跟道教遗存的保留状况有关,更重要的是跟研究者的兴趣与视野相关。
  考古学应该是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它应当将自己的研究纳入当时的社会,置于社会的政治、文化之下进行,扭转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脱节的现象。但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使我们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模式,在阅读史料、认知史实、表达理解或进行叙述时形成了一种值得重新思考的治学习惯。把考古研究放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这和把考古与政治史特别是政治事件简单地联结在一起不同。不可否认重大事件对政治、社会的强大冲击力,但是,其变化方式的具体情况还需要我们重新斟酌。实际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更多情况下往往只是相当于加速度的作用,而社会的具体变化往往出现拖后的现象。如唐代文学史的变化发生在安史之乱三十五年后的贞元后期,而唐代丧葬习俗的变化亦发生在德宗前后。这就要求我们从原先单一的视角转换成不断变化的多重视角,并把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想像加诸我们习以为常、确信不疑的事物(宇文所安语)。但是,如何从文化传统、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来处理材料,并重新发掘材料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这一问题在当代考古学界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材料需要我们去发掘,旧材料更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对后者的既有理解更能反映我们的视野和思维,因此从学术的角度也就显得更为重要。考古学对何家村窖藏的认识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何家村窖藏一九七○年十月发现于西安南郊何家村原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该窖藏相继出土了以唐代金银器皿为主的千余件文物,其中金银器物有二百七十件,此外,还发现有宝玉珍饰、“贵重药物”、中外钱币、银铤、银饼、银板。窖藏中的器物数量多,种类繁,制作精美,保存完好。但是,恰恰是器物的精美与完好遮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过于沉溺于此而几乎忘记了宝玉珍饰、“贵重药物”等等的保存方式是藏纳于金银器皿中,从而也使我们忘却了对器物功能和窖藏属性的思考。从器型、纹样及铭文等方面来看,其制作、使用的年代存在错位的现象。这一点已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其中最早的器物为春秋时期的“节墨之法化”,最晚的器物在八世纪后半德宗时期。这说明这些器物很可能是因为某种用途而被集中入藏的,而我们如果将器物的属性、功能置于当时兴化坊一带乃至整个长安城,甚至唐朝帝国的礼仪空间中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初步推断,何家村窖藏是一处与道教有关的遗存。
  整体的分析、社会的整合,必须动用我们的历史感和历史想像力。唐代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是道教斋醮活动最盛之地。唐代长安有道观四十三座,洛阳有道观十二座,唐政府还专设崇玄署,“掌京都诸观之名教,道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长安太清宫设御斋院和公卿斋院,成为国家斋醮的重要法坛。开元年间,唐玄宗下诏当时的道观搜集、编订道经为《三洞琼纲》,共有三千七百多卷,这可以说是道藏的起源。唐玄宗御敕编撰的《唐六典》更将道教斋醮科仪列为国家祀典。唐代道教斋醮活动,是“涉道诗”诵咏的主要内容。斋醮中的各种法事和科仪,在唐代诗文碑铭中几乎都有反映。环顾一下兴化坊,不难发现其北邻的通义坊有竹林神所在的兴圣尼寺,其东丰乐坊有高祖别庙,其南崇德坊有太宗别庙,其北太平坊有齐太公庙。当时长安城内的一些地方,如曲江、兴庆宫五龙祠等也是醮祭投龙的地方。长安城南有皇室贵胄及高官的别业庄园,这个地带更有不少道观。时人共同营造了这么一个礼仪空间,而自己也被这个空间所包围。兴化坊也不例外,是被包围在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中,而当时的社会风尚又是如此,这一情况或者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窖藏的属性,进而探讨作为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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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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