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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光下的道踪


□ 沈睿文

  《云溪友议》卷下《羡门远》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夫人欲点化金银,非拟救于贫乏,必期多蓄田畴,广置仆妾,此谓贪婪,岂名道术?且玄妙之门,虚无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乎不得!悉焚《参同契》金诀者,其言至也。
  说的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炼丹术之盛行。唐代,宗教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佛教、道教都在官方、民间的舞台上展示自己,人们的生活也受其影响。唐高祖武德八年曾下诏宣布道教第一,儒第二,佛教第三。唐代诸帝多信道教服饵长生之说,几乎每个皇帝都与丹家有关,服丹中毒致死者在历朝中为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记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臣下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亦皆服食中毒致死。即便如此,唐代皇帝对服务于宫廷的金丹术士仍优礼有加,术士或官至公卿,金丹服饵一时成为全国性风气。又有达官贵族群起效仿,他们交结道教方术之士,访求金丹大药,服饵烧炼以为时尚。《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载他“性好服饵”,罢官后,“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此外,更有官员“乞骸归田”并“以故庐共制神室”而临炉炼丹。这说明唐代贵族高官在家中炼丹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文人学士也大多浸染于这种时代风尚,白居易《思旧》诗中便列举了受丹药毒害“或疾或暴夭”的一些文人墨客。唐代士人崇道及其有关的文学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金丹术的兴盛及其社会影响的广泛。
  但是,文献记载与考古工作却存在极大的反差,长期以来唐代道教考古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掘和重视。近年来围绕着考古新发现而展开的热烈讨论,为我们展示了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三夷教在中国中古社会的画卷。但是,众所周知,三夷教并非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主流,并不能涵盖当时中国民众信仰的真实状况。学术领域中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跟道教遗存的保留状况有关,更重要的是跟研究者的兴趣与视野相关。
  考古学应该是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它应当将自己的研究纳入当时的社会,置于社会的政治、文化之下进行,扭转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脱节的现象。但是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使我们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模式,在阅读史料、认知史实、表达理解或进行叙述时形成了一种值得重新思考的治学习惯。把考古研究放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这和把考古与政治史特别是政治事件简单地联结在一起不同。不可否认重大事件对政治、社会的强大冲击力,但是,其变化方式的具体情况还需要我们重新斟酌。实际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更多情况下往往只是相当于加速度的作用,而社会的具体变化往往出现拖后的现象。如唐代文学史的变化发生在安史之乱三十五年后的贞元后期,而唐代丧葬习俗的变化亦发生在德宗前后。这就要求我们从原先单一的视角转换成不断变化的多重视角,并把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想像加诸我们习以为常、确信不疑的事物(宇文所安语)。但是,如何从文化传统、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来处理材料,并重新发掘材料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这一问题在当代考古学界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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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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