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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新外王”的困境


□ 武立波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摘要:牟宗三“新外王”的目的在于在儒家的体系内寻找可以和现实对接的内容,为儒家接续新的生命,其本质并非是为了引领时代,而是为了在时代已经发展的情况下为儒家接续新的生命。因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这个生命的价值寻找体系内的合法性和必然性。而这个合法且必然的“应然”却和现实的“实然”之间存在着针对权威性的冲突。

  关键词:牟宗三;应然;实然;儒家;新外王

  儒家必须对事功负责,但是又无法肩负沉重的历史负担。所以儒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石之上,这个基石就是为儒家定新传统。所谓新传统,必须是儒家固有的内容,否则无以为传统。另一方面又必须和过去的负担决裂,否则无以求发展。于是牟宗三先生必须找到这样一块基石。

  所以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文化方向。生命是活的,可以发展、创造;文化方向是一个延伸,并不执著于一时一事。内圣外王就是这样一个方向。我们过去的政治制度被西方击溃了,这不是内圣外王这个方向错了,只能说我们的外王没有开好,还可以重开,开新外王。就这样,牟宗三拉开了儒家传统与专制的政治制度、与轻视科学知识的状况之间的距离。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

  尽管牟宗三先生的答案有些含糊其辞,但是他对此的认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中国没有相对固定的阶级,人的贵贱之分并非是阶级上的而是价值上的。从人格上说来,儒家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强调平等的。“天下无生而贵者。”“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正因为如此,人格上的平等观念导致的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松散,每个人都以个人姿态出现。“自孟子点出天爵,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是一绝对自足之价值人格。人爵则是政治社会的,客观文制的,而必以天爵为其本源。此一观念在中国文化生命里既起领导作用,则阶级即消灭于无形。”

  传统的道德本位思想加重了这一社会特征。结果阶级无法形成,也就没有对抗产生的权力制衡。君主成为超越意义的存在。所以儒家虽然强调平等,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只能在不平等的现实中构筑思想上的独立与平等。

  “但是,中国政治史何以不向民主制一路走,而向君主制一路走,而且在以往两千年中,何以终未出现民主制,其故即在,从现实因缘方面说,是因为无阶级对立,从文化生命方面说,是因为以道德价值观念作领导,而涌现出之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综合的尽理之精神’。”

  二、原因分析

  牟宗三认为中国的学问讲得太高明了,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只适合天国。(这里不仅限于儒家,也包括道家和法家。)因为讲治道讲到极致,就是神治,把皇帝作为类似于上帝的无限体来看待。由上向下,以圣德维系。天人合一,人民永远不会作为另一个对立的权力中心而存在。然而皇帝不是上帝,其道德的自觉是没有保障的。没有政治法律,即政道,回应的治道在人间是达不到的。可见归根结底,中国学问做到如此地步似乎走到了死胡同。但是牟宗三又把这一结果归咎于专制体制。由于家天下是由皇帝打下来的,其背后的精神同“圣贤人格”类似乃是一“英雄人格”,其本质都是由个人人格出发向上以达到无限。牟宗三把这种“英雄人格”称之为“尽才尽情尽气的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在这种“英雄人格”下“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如是,中国以往知识分子(文化生命所由以寄托者)只向治道用心,而始终不向政道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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