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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辣椒定终身


□ 王 英


我对辣椒情有独钟。
爱吃辣椒已成为一种嗜好,每餐必备。
家人们在我的影响下,也都上了瘾。辣椒炒鸡蛋,辣椒炒肉丝,辣椒炒土豆丝,辣椒炒蘑菇,辣椒炒洋葱,辣椒炒豆芽,虎皮辣子,油蒜辣子,青辣椒与生葱生调,偶尔还有嫩绿绿的辣椒角蘸盐,“霸王菜”更是常客,不断光顾……在我们家的饭桌上,以辣椒唱主角的菜肴轮番出场,经久不衰。
我们家人爱吃辣椒的习惯在居住区已小有名气。
同院的一个小孩每天放学回家路过我家门口,都要看“阿姨家吃辣椒”,我们碗里飘着红红的一层油辣椒,一个个吃得头冒热汗,他的小眼珠也随着我们吃饭的动作转来转去,脑袋一抬一抬的,不一会儿就唏溜唏溜哈喇子失控地流了下来,他站着不动,拉着不走,因为他家大人是禁吃辣椒主义者,孩子在这儿饱饱眼福,我们也只好以糖果应付。
同排住的老陈,家在辣椒产地临猗县,每次回来给我们带来的土特产必然是辣椒,还笑呵呵地说:“这叫投其所好。”
夏县有一卖菜老头,只要筐里还剩下辣椒,决不怕绕道,推车到我家门口,紧吆喝几声,辣椒辣椒,又好又辣又便宜,我们家人就积极响应,急步出门,讨价还价,成交。虽然家里还有斤余辣椒,但这共同喜爱的备战物资谁也不嫌多。
我和丈夫的性格在别人眼里格格不入,志趣也相差甚远,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习惯,每餐必有辣椒。真乃饭菜里有了辣椒,君安民安也。殊不知我们的结合全靠那一碗红红的油辣椒。
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提亲者自然不少,但都不合母亲的意,不是家里穷就是劳力少。多年来,我们家的全劳力就是母亲一人,我和妹妹上学,父亲患有肾病,腿脚肿得一按一个窝,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母亲天不亮就出工,天黑才收工,起早贪黑不敢缺勤,终日劳作,到年底分红时,我们家还是欠款户,分的劳动粮不到别人家的一半。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为缺粮而犯愁,粮不够吃,母亲就用菜来补充。在现代人眼里,蔬菜成了高级副食品,而母亲那时给我们做的菜馍实在难以下咽。她把红薯叶、柿子叶、萝卜叶还有上集时捡的白菜帮和着高梁面、玉米面蒸熟,没有油,更没有能让人下饭的红辣椒,母亲教我们:“吃一口菜馍,喝一口水,就咽下去了。”长此吃法,肚子寡得实在难受。因为没有钱,辣椒在我们家里也成了奢侈品。案板上放一个捣辣椒用的铁瓯,过年时用过一次。我实在咽不下饭时,就用手在瓯里抹一下,再抹到菜馍上,也不顾什么脏不脏,有一点辣味刺激就算是美味佳肴了。
一天,我的一位远房姨来到我家,凑到母亲耳边嘀咕了好一会,只见母亲随之面带笑容。姨姨走后,母亲把我叫到跟前说:“莹娃,你姨给你瞅了个婆家,南卫村的,走小路只有五里路,人家弟兄两个,他爸在信用社还有几百元存款,我觉得光景好,你嫁了不受制。”听了母亲的介绍,我想母亲说好肯定好,就同意去相亲。
相亲那天是农历十月,天寒地冻的。一早,母亲为我找了身最好的衣服,红洋布花棉袄,深蓝色的条绒裤,黑条绒布底鞋。穿戴整齐,洗梳完毕,母亲还特意给我脸上擦了一些香脂油。
我随着姨姨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来到南卫村,巷里的女人们正在晒太阳,我跟在姨姨后面像稀有动物似的在人们的指指点点中路过。我也不知怎么进的村,怎么人的巷,更不知怎么踏进门,只顾低头走路。婆婆把我们让到土炕上,寒暄几句后,就端上了热气腾腾的萝卜饺子,盘里放着一碗红红的油辣椒。我虽然害羞,但那顿饭却吃得很香,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那顿饭太有诱惑力了。
相亲回来,母亲问我:“愿意吗?”我点头表示愿意。母亲问我:“家里有几间房?”我说:“不知道。”问:“人家娃怎么样?”我说:“没看准。”母亲笑了笑:“那你看的啥?”我说:“油辣椒。”
亲就这么定了。稀里糊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朋友们嬉闹时,问我当初怎么选下这个夫君,我说:“其实我嫁给了一碗红辣椒。”一好友大笑之后用很认真的态度对我说:“你比我强,最起码注重了物质,我那时只注重政治。”
原来,我的好友在媒婆提亲时只问:“他家是什么农?”媒婆说:“贫农。”“贫农我愿意。”随即定了亲。
相比之下,我是比她强多了。但是如果与现在的青年人相比,我们可就太惨了。饥饿尚且无法克服,更别奢想主宰自己的命运了。至于爱情,仔细想想,那会儿根本就不懂得是什么东西。不然,怎么会一碗辣椒定终身呢?
若说今天的辣椒是一味可爱的调味品,那困难年代的辣椒可就是通过刺激麻木味觉器官,以求苟活的一种手段的凭借了。不过这种刺激就像抽烟喝酒会上瘾一样,终于演化成一种如此须臾不可或缺的嗜好。至于是享受它的美味效果,还是迷恋那种麻木口舌的效果,就真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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