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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霜竹箭傲雪梅


□ 张孟良

  “凌霜竹箭傲雪梅”。这是诗人张志民于1994年秋天写给我的一件条幅。并且在信中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担任《诗刊》杂志主编工作了。目前在中国作家协会主要是从事文学创作。从他写的那幅刚劲峭拔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出,当时他风光依旧,还是那么潇洒、达观,风流倜傥。我心中感到无限宽慰。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4月3日却乘风而去。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这件令人万分悲痛的事情当时居住在偏僻乡村的我却一点音信都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还不到离休年龄就提前离休了。过后见到报刊上有朋友写文章悼念他,不禁使我大吃了一惊。因为志民在生前已经从北京东四六条44号迁居,新的地址和电话不详,没能及时同他的夫人傅雅雯取得联系。直到昨天(马年正月初二)晚上,经过百般周折才与雅雯通上电话,证实了那个使人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我与雅雯在电话中谈了约有半个小时,她仍然不愿意放下电话。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如泣如咽,令人心碎。我问雅雯,志民走了,当时你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她说:“当时我已经糊涂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听了好难过啊!我们谈了许多往事,直到我们悲痛得已经力不可支才不忍心地将电话中断。当时我只觉得头脑热昏昏的,心里难受,量了一下血压高得不得了,赶快吃了些降压和镇静药物,在床上躺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血压才稳定下来。
  这一夜我怎么也不能入睡。一阖上眼睛,志民就活灵活现地站在我的面前,音容笑貌,英姿翩翩,依然如昨,还是那么风趣幽默,好像在向我诉说什么。然而我一睁开眼睛,他就不见了。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那种幻觉吧!似醒非醒,似梦非梦。直到天亮,我折身起来,坐在书桌旁边,拿起笔来,写下这篇纪念文章。
  1963年以前我在北京工作时期,经常到他那里坐坐,聊聊天儿,谈谈有关写作方面的事儿。志民为人谦和忠厚,诚恳热情,诲人不倦,他不论多忙,只要我去了,就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起来。我从中学到许多知识,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我的好长兄。后来我到乡下工作去了,家属因为“备战”也被迁出北京。我们虽然离着远了,书信往来却未中断。我有时去北京办事,一定要去看看他和雅雯。
  1966年国庆节过后,趁农村文化大革命暂停的时候,一天早晨,我避开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监视,悄然登上火车去了北京。
  解放战争时期,围困北京的时候,我所在的炮兵部队驻在昌平县小甸子村一带。北京和平解放以后我一直住在京城。直到1965年家属被迁出北京,十几年的光景,北京始终是一座美丽如画、繁花似锦、庄严肃静、祥和安宁的城市。这在全世界来说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是炎黄子孙的骄傲,是北京黎民百姓幸福。可是这次进京,一下火车就觉得差了味儿,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恐怖混乱的气氛之中。
  此次进京给我的最大痛苦,是从始至终没有看见一个人脸上有笑容。这真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失去笑容,那么将意味着什么?我按捺着烦乱的心绪,穿过“红海洋”,首先到陟山门七号去探望我的好友张志民和傅雅雯夫妻俩。
  当年我曾与志民和雅雯在华北军区文艺科相处过一段难忘的日子。那时候创作组住在景山后街13号。组长是著名剧作家胡可,组里成员还有剧作家杜锋,后来徐光耀由中央文学研究所结束学业后也分配到那里。同住在13号大院的还有已故的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和他的夫人胡海珠。我当时正在写长篇小说《儿女风尘记》。志民和胡可他们刚由朝鲜回国不久,志民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胡可在创作话剧《战线南移》。在这伙人当中数我年岁小,我把他们当作师长,他们把我看作小弟弟。我在写作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就向他们请教。他们竭尽全力帮助我,经常在一起讨论作品,研究创作问题。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胡可是创作组长,也是党的小组长。生活上、政治思想上互相关心,彼此照顾。志民性格开朗,言语幽默,好说好笑。有时在一起闲聊,他常常讲个诙谐的小故事,逗得人们笑个不停。有一次在文艺科开会,他突然心血来潮,抓起笔来信手画了一幅漫画,胡可和我看了笑弯了腰。写作空隙,大家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杜锋算得上是下棋的一把高手,我常常败给他。有时候志民、胡可见我又要输盘,就上前助阵,“三英战吕布”,可到头来还得输给老杜。然后把棋盘一撂彼此哈哈一阵大笑。那种欢乐、团结、友爱的情谊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1953年9月,我写完了《儿女风尘记》,组织上保送我去学习。恰在这时张志民和胡海珠也要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去进修。大家离别时依依不舍,为了纪念我们的友情,在西单曲园举行了一次宴会。后来志民和我都先后转业到了地方。他去了群众出版社,虽然任职了,但主要还是搞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他写出不少优秀诗篇,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旺盛的年月。
  志民的住所就在北海公园东门外面,陟山门7号。这是他与雅雯结婚后住得时间最久的地方。每次我与他们见面都有一种故友重逢的喜悦,然而这次见面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志民面色焦黄,显得很削瘦,头上已出现了白发,再也寻不到过去他那种快乐的笑容。不难看出他的心情受到很大压抑。但诗人的豪情和战斗的气质却一如当年。雅雯也面带焦虑,惶惶不安。他们见了我先是感到十分惊讶,而后又充满了喜悦。志民有些激动,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关切地问道:“在这个时候你干什么来了?”我说:“看看你们呀!”他惊喜地望着我说:“你好大的胆呀!”我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难道我们还反党吗?”志民沉痛地点点头说:“是呀,我们这些人怎么会反党呢?”他转向雅雯动情地说:“孟良信得过咱们呀!”雅雯说:“都是老同志了,谁还不了解谁呀?”我说:“我一百百地相信你们,不然我就不来看你们了。”在患难中格外感到友谊和真情的珍贵。这是精神和力量的支援。在那种非常时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宝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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