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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 刘朝晖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关键词:村落社会 民族志 方法论
  作者刘朝晖,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邮编361005。
  
  一、村落社会研究述评
  
  通过对村落这样的微型社区进行研究,透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传统,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经典的个案。在20世纪中叶以前,有葛学溥(Daniel H. Kulp)的“凤凰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费孝通的“江村”、林耀华的“义序”和“黄村”、杨庆堃的“鹭江村”等个案研究。参见Daniel Harrison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Sociology of Familis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美\]杨懋春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C. K. Yang, The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村落的调查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学者再次掀起了研究中国村落社会的热潮,出现了陈佩华等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王铭铭的“溪村”、阎云翔的“下岬村”等个案研究。【参见A. Chan, R. Madsen & J.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st in Mao’s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阎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对村庄这种“小型的简单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民族志研究,来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他们的研究虽然都是从问题的一个侧面出发,但均以其对中国村落生活的“深描”,为人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丰富的人文类型。
  一般认为,中国的村落是相对封闭的聚落空间,因此传统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在田野工作范围上往往只局限于一个小村落,注重村落社会的“共时性”研究,忽略了村落以外的广大区域社会,而且普遍都是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对村落社会的调查出现了两种新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关注“村落社会”之上的集镇(或者说乡镇),另一种是进行多村落的调查。相关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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