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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的现代意义


□ 杨义堂


“儒商”文化的现代意义图片1
从孔子时代的子贡、明清之际的晋商、徽商,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被成功地运用于经济领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今天,弘扬“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深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与儒家思想一脉相传,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植根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当代经济发展经验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互相印证,可以说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商业版本。我们要把提倡“儒商”文化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机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
第二,“儒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补充。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它不能彻底解决市场中的垄断、收入不公及盲目性、滞后性等问题。当前,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再加上长期的“斗争哲学”对传统道德的破坏,使得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成灾,到上市公司的集体造假,再到厦门远华走私、沈阳慕马的腐败大案等,无不昭示着重振道德“纲常”的必要。可以说,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是市场经济列车的铁轨。脱离了道德之轨,市场之车就会寸步难行。党和政府始终强调,必须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由此可见,我们提倡“儒商”文化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诸如:“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事实上,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标准、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在改革开放以后,孔孟之乡涌现出一大批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崭露头角的企业。这正是企业经营者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并根据企业实际不断进行创新的结果。如太阳纸业集团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的创新思想、山东矿山机械厂的“两本(即人本、成本)管理”法则、鲁抗集团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如意毛纺集团的“树立国际一流品牌、建立国际一流企业”的坚定信念、心声集团的“奉忠孝诚爱心,走人间真情路”的亲情管理理念等等,都深得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又独具特色,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要素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为孔孟之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儒商”文化的现代意义图片2
第四,弘扬“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与振兴根基。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康有为借孔改制、实行维新变法开始,到上个世纪新儒家学说的兴起,历代儒家学者都抱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孜孜探索儒家文化的复兴之路。作为新儒家理论的代表,贺麟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道德观念的现代化,而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就是对儒学、礼教进行现代化改造,由此培养造就更多的有学问、有修养的“儒工”、“儒商”,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的栋梁和柱石。杨子彬教授则在《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明确提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学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体的子贡。”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章建刚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中提出了儒学发展的“三条道路说”:第一条是政治化的儒学即礼教,儒学只是一种过分夸张的家族伦理,否认平等的权利、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倒”的正是这样一种礼教;第二条是道德化的儒学,强调加强个人修养、回到道德之心的自觉行为,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否认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无法满足今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需要,使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难以真正促成儒学的复兴;第三条道路即经济伦理化的儒学,是使个人道德修养与经济秩序、法制建设结合在一起的儒学。章建刚极力呼吁:“不要以为道德是在市场之外的,要看到市场内在的伦理学。如果有了这样的儒学,传统的儒学就可能对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才有可能在普遍接受、普遍共识的意义上达到复兴。”我认为,儒学的第三条道路(即“经济伦理化的儒学”、“市场内在的伦理”)就是“儒”与“商”的有机结合,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将担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振儒家文化、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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