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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遭遇的当代挑战


□ 石 勇

  在中国大陆引发了激烈争论的“于丹现象”已基本尘埃落定。“学术明星”不一定短命,但作为一种消费现象,将《论语》解读成“心灵鸡汤”的文化-商业行为,在一次性消费的垃圾场中只能让位于新的热闹。
  或许,也只有到争论的硝烟快要散尽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看清“于丹现象”及伴随其中的争论的真相:儒学或说经典文本在今天的传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挑战即现代性背景下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无论初衷如何,客观上都可视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大陆新儒家学者陈明等对于丹的支持与“十博士”对于丹的激烈讨伐,同样受制于这个背景,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
  在今天,“文化认同”的凸显已经变成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现代性逻辑在其演绎中解构了一个个神圣的秩序,人被从一个给了他确定性的世界中剥离出来,各种“精神危机”的呼声在全球此起彼伏。由于人不可能离开一个文化-信仰体系而活,一个民族、国家也无法离开一种能够确认“自我”并折射出“他者”的文化身份,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崛起中的大国身份与五千年文明的荣光,要重建一种具有“主体性”尊严的文化身份,越来越多的人想到只可能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着手。
  自清末以来,“现代性焦虑”就弥漫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这从心理上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一种“阻抗”。这一点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国对儒学传播的两次挑战,一为“五四”的文化批判,一为“文革”时的意识形态扼杀摧毁儒家文化的世俗体系。在这种“现代性焦虑”和对传统的非法化中,即使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坚守,也无济于事。
  而在今天,中国的逐步现代化已经让“现代性焦虑”有所消退,“文化认同”的焦虑则日渐强烈。经过近几年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的造势,随着民间和官方“祭孔”活动在各地热热闹闹地展开,中国社会的土壤似乎已非常有利于儒学的传播。然而在这时,儒学的传播又遭遇到了消费社会下已被“现代性”所编码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挑战。这一挑战更加难以对付,因为它既不出自外来的压力,也不来自权力的高压,而是来自人们的存在方式。能否回应这个挑战,将直接决定儒学的未来。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人的存在方式,那就是“无我化生存”。这与佛教所追求的“无我状态”截然不同。佛教认为对“自我”的执著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故而,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人就必须打破对“自我”的迷恋。这里所说的“自我”指的实际上是“社会自我”,是变成了人的“自我”的各种社会属性,以及进入人的人格结构的各种价值观、关系对象等。这种“自我”实际上是“假自我”,人依赖于一个“假自我系统”维护其心理生存,必然意味着痛苦以及形形色色的暴力。佛教所倡导的“无我”,就是要看穿这个“假自我”的幻象,找回被压抑了的“真我”,使存在达致一种清醒空灵的状态。而现代人的“无我化生存”,恰恰与佛教所说的“无我状态”相反,这是一种压抑或说扼杀了真正的自我后用“假自我系统”来维持心理生存的存在方式,在心理上它表征的是一种占有和消费的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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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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