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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外一篇)


□ 陆永建

陆永建

爷爷1904年出生,属龙,“属”得其所,一辈子云游四方。他生于杭州,八岁迁居上海,十四岁到南京学医。1941年上海沦陷后,先后逃难到重庆、四川、浙江等地,最后定居福建。

我从小就在爷爷家生活。那时,爷爷月薪五十多块钱,奶奶是家庭主妇,除了每月给在上海的太祖母寄10块钱生活费外,每天早饭后,爷爷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钱给奶奶,作为我们仨一天的伙食费。那时物质匮乏,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如每人每月猪肉半斤、面粉一斤、油三两、米二十三斤。除了空气、水和青菜以外,其他都要按计划供应。当时颇为时髦的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四大件”,我们家已经有了两大件,至于自行车和缝纫机,我们家基本用不着。在我读幼儿园和小学期间,还没有“零花钱”这个概念,除了过年爷爷和父亲各给一块的压岁钱外,就是平时卖一些废品的收入,全年合计也不过六七块钱,但足够一年买小人书、学习用品和一些零食的开销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爷爷常教导我:“好木头,既能做棺材,也能劈了当柴烧。”我听不懂,爷爷接着又解释说:“既要学会做皇帝,还要学会做乞丐。”我由此知道,男子汉要经受得起大起大落和大风大浪的考验。

爷爷对我要求很严,学龄前,他就在墙壁上挂着一大一小两块黑板,他每天早上在小黑板上写五个字,教我识字,接着就要我每个字在大黑板上用粉笔抄十遍,晚饭前考试——爷爷读我默写,如果有一个字写不出来就要挨骂被打,直到考试合格,才能吃饭。如此几年下来,我在上小学一年级前,就已经认识五百多个汉字了。在读一年级的时候,爷爷让我用钢笔抄信,有一次,让我抄一封写给他妹妹的信,才抄到第三行,就被站在身后的爷爷发现抄错了一个字,按照爷爷的提示,我立刻涂改更正,结果还是少不了被打,爷爷身材魁梧力气大,打起来痛得直钻心底,我一边哭泣一边重抄,很是痛苦。从二年级开始,爷爷就要求我没话找话给他的亲戚写信了,每次写信都少不了或多或少地被打骂,写信成了我一个沉重的包袱。此外,还要我临摹柳公权的《玄秘塔》,每天午饭后写一张纸。我现在还保存有小学二年级以来的书法习作,后来,书法和写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每天早晨鸡一叫,爷爷就起床晨练,他总是第一个到单位上班,每次为病人治疗后,他都要用来苏尔洗手消毒,这既是一种习惯亦是他的基本生活态度。他不仅严于律己,对待家人也很严厉。一天,我父亲在街上看大字报耽误了上班时间,迟到了半个多小时,结果遭到爷爷的拍案批评。但他对待同志却非常热情宽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母亲和她的一个同事都请爷爷帮忙要一张购买缝纫机的供应券,后来,爷爷搞到了一张票,但给谁呢,爷爷考虑到前不久身患重病,近半年时间每天都是这个同事到家里来打吊针,为了报答这份情谊,最后把票给了那个同事。平时,如果遇到家庭困难的病人,爷爷总是给予减免医疗费、手术费等。有一次,一个病人没钱买车票回家,爷爷知道后立即拿出10块钱给这个病人……奶奶得知后,责怪爷爷对家人抠门,对别人大方。爷爷却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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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福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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