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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 邓小南等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我们交流的中心议题是“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我想,不管是《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或是读者,都不希望用宋代这样一个时段来限制我们的思考;而在历史学这样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里,大家能找到更多的交流话题。
  田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余先生写这本书,在我看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专门研究汉朝的历史学家。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转到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史。因为当时美国人对汉朝的具体题目兴趣不大,而对清朝的兴趣很大,在这种情形下,他写出了《戴震与章学诚》。
  我到哈佛,原来想做中国近代史,可是发现对宋代更感兴趣。但余先生在那时候对宋朝没有很多兴趣,而对汉朝与清朝的思潮有同情感,他觉得朱熹太抽象了。三十多年前,我在台湾学中文的时候,余先生带我去拜访钱穆先生,他们两个人谈论的时候,考证的传统很明显。钱穆先生晚年对朱熹很感兴趣,写了《朱子新学案》,家里挂了和朱熹有关的字画。
  一九七三年我去拜访余先生,问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余先生对欧洲思想史有兴趣。我告诉他我的研究方向,看朱熹如何把佛、儒、道对“心”的观点结合起来,并和欧洲的思想进行比较。余先生觉得这个题目太大,建议我做一个比较小的题目。在图书馆看书四个月之后,我决定了题目——朱熹、陈亮之间的辩论,讨论朱熹的政治思想。那个时候,余先生觉得连朱熹的政治思想都容易搞得太抽象。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开了朱熹讨论会,余先生对这个会很不满意,因为多半的,特别是大陆来的学者谈无极而太极,他觉得太抽象了。
  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余先生的立场有一点改变。一个原因是,在八十年代,他研究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要和欧洲做一些比较,如韦伯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理学、朱熹更有兴趣。可是他的立场是来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的。后来,台湾史语所的黄进兴,主要做清朝的陆王学派的问题,还做了历代孔庙,特别是皇帝与士大夫关于孔庙的争论。余先生认为孔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从这个角度可以讨论道统、政统的辩论。这使余先生更深地了解了宋代,特别是朱熹的重要性。后来,朱熹文集在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时候,黄进兴请余先生写序。余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写了三次,每次都无法控制,写得太长了。第三次才写成了一个序言。但是以前写的稿子舍不得浪费,于是他就修改前面两个稿子,这就成为这本书的基础。
  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不仅看朱熹的著作,其他宋人文集和研究宋代问题的主要著作他都看。打电话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谈到他碰到了什么样的材料等等。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他改变了以前对宋代、对朱熹的立场。现在他对朱熹有许多同感。记得八十年代,台湾有个电视台问余先生几个问题,余先生说道:你想写历史,必须对你的对象有同感。记者问他:你对古代人有同感吗?当代人呢?毛泽东呢?余先生全都回答:“当然有。”很多人觉得余先生反感大陆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却在台湾的电视台说他对毛泽东有同情感。所以他的立场很复杂。在做朱熹研究的时候,他对朱熹更有同感。
  这本书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他的考证传统是最主要的。而且,这和他一辈子的另外一个角度很接近——他多半的著作是中文的。虽然我觉得他的英文著作非常好,完全学会了欧美人的思路和写法,从头到尾逻辑是一条线。但他的中文著作不同,中文著作还是比较传统的写法。
  他虽然在美国很多年,但并不很关心美国的学术圈。他没有兴趣作美国的学术领导,他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中国文化。七八十年代,很多美国学者去新加坡,如杜维明对在新加坡成功实行儒家理念很有把握。那时,我问余先生为什么他也去新加坡,他们的政府领导真的会实行儒家理念吗?他这样回答:“他们一定不会。虽然如此,但我对中国文化有责任,所以必须帮忙;成功不成功,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他写那么多的中文著作,就是觉得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有很大的责任,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都抱有愿望。这从他青年时代进入北大以来就有,虽然一个多学期之后他就去了香港,可他一辈子都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精神。这是他要写朱熹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这方面,朱熹在中国文化、政治中的活动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模仿。
  写这本书,也给余先生一个机会,把他心里的许多话说出来,与国内的学者交流。
  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我不做宋史,只能小心翼翼地谈点感想。这部新著在思想史和历史的交界面上做了精彩的开掘,通过人、事件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其时政治文化的微妙之处,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启示。政治文化研究的取向各有不同。余先生揭举了一个定义,即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同时在其书中,又兼指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我个人现在是做制度史,所以较多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看政治文化。余先生揭示了宋代政治文化的特征,如士大夫初次形成了与皇帝“共天下”、“以天下为任”的政治理念,以及君权和士人所能达到相对的动态均衡,这使政治斗争呈现出了特殊色彩,比如学理学派之争可以演化成官场的党派之争。在宋代这些现象很突出,但在前朝也不是完全没有。汉末名士也有“天下为任”的信念,中古名士也与皇帝“共天下”。汉代有儒法之争,魏晋有玄儒之争。西晋裴做《崇有论》,目的是政治性的,要纠矫放荡浮华,但他写成了一篇哲学论文,振作官僚法纪要从宇宙本原讲起。北朝重振了官僚法纪,但时人不关注宇宙本原问题,政治行政问题就在政治行政范围内解决。余先生开篇部分阐述了中华文明的持续性问题,三千多年间变化很大,但其间有个一脉相承的东西。余先生把秦汉帝国看成是一个周期,隋唐以后是第二个历史周期,士大夫的地位在隋唐是高于秦汉。我想除了阶段论、变革论的视角,另行采用一种延续性、波动性和周期性的思考,一种“螺旋形上升”的模式,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是很有意思的尝试。寻找特殊性是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但也容易不留神就过分强调了时代特殊性,甚至将之上升为“变革”或“转型”。田余庆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常态、变态、回归的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似未得到充分重视。古人有“治世”和“乱世”概念,这本身就含有一种对“常态”的取向,它本身就将影响历史。若从常态、变态的角度看,三千年有很多起伏波动,但它们最终呈现出了一个中轴线。宋代的状况,是若干因素“凑合”的产物。元明清时,皇权和士大夫的关系又向另一方向偏转了。所以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模式和特征,在更长的时间中进行观察,有多少东西历代是一脉相承的,是沿着特定方向发展的结果?有些被指为“变革”、“转型”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波动”?余先生能在一个连贯的角度上看待问题。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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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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