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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 邓小南等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我们交流的中心议题是“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我想,不管是《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或是读者,都不希望用宋代这样一个时段来限制我们的思考;而在历史学这样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里,大家能找到更多的交流话题。
  田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余先生写这本书,在我看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专门研究汉朝的历史学家。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转到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史。因为当时美国人对汉朝的具体题目兴趣不大,而对清朝的兴趣很大,在这种情形下,他写出了《戴震与章学诚》。
  我到哈佛,原来想做中国近代史,可是发现对宋代更感兴趣。但余先生在那时候对宋朝没有很多兴趣,而对汉朝与清朝的思潮有同情感,他觉得朱熹太抽象了。三十多年前,我在台湾学中文的时候,余先生带我去拜访钱穆先生,他们两个人谈论的时候,考证的传统很明显。钱穆先生晚年对朱熹很感兴趣,写了《朱子新学案》,家里挂了和朱熹有关的字画。
  一九七三年我去拜访余先生,问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余先生对欧洲思想史有兴趣。我告诉他我的研究方向,看朱熹如何把佛、儒、道对“心”的观点结合起来,并和欧洲的思想进行比较。余先生觉得这个题目太大,建议我做一个比较小的题目。在图书馆看书四个月之后,我决定了题目——朱熹、陈亮之间的辩论,讨论朱熹的政治思想。那个时候,余先生觉得连朱熹的政治思想都容易搞得太抽象。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开了朱熹讨论会,余先生对这个会很不满意,因为多半的,特别是大陆来的学者谈无极而太极,他觉得太抽象了。
  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余先生的立场有一点改变。一个原因是,在八十年代,他研究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要和欧洲做一些比较,如韦伯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理学、朱熹更有兴趣。可是他的立场是来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的。后来,台湾史语所的黄进兴,主要做清朝的陆王学派的问题,还做了历代孔庙,特别是皇帝与士大夫关于孔庙的争论。余先生认为孔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从这个角度可以讨论道统、政统的辩论。这使余先生更深地了解了宋代,特别是朱熹的重要性。后来,朱熹文集在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时候,黄进兴请余先生写序。余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写了三次,每次都无法控制,写得太长了。第三次才写成了一个序言。但是以前写的稿子舍不得浪费,于是他就修改前面两个稿子,这就成为这本书的基础。
  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不仅看朱熹的著作,其他宋人文集和研究宋代问题的主要著作他都看。打电话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谈到他碰到了什么样的材料等等。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他改变了以前对宋代、对朱熹的立场。现在他对朱熹有许多同感。记得八十年代,台湾有个电视台问余先生几个问题,余先生说道:你想写历史,必须对你的对象有同感。记者问他:你对古代人有同感吗?当代人呢?毛泽东呢?余先生全都回答:“当然有。”很多人觉得余先生反感大陆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却在台湾的电视台说他对毛泽东有同情感。所以他的立场很复杂。在做朱熹研究的时候,他对朱熹更有同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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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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