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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耻辱的历史


□ 王贵成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一一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一一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一一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位令人尊敬的牧师是二战前德国的宗教领袖,因反对希特勒的犹太政策和对德国教会的控制,被希特勒亲自下令送进集中营,最后在各方正义力量的协助下才逃脱纳粹的迫害。尽管他为战后德国社会的道德重建立下了非凡功勋,却仍然在晚年时不停地忏悔自己当年的道德污点,这首诗就是在那时写下的。它那深刻的忏悔意识,不朽的反思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不知警醒鞭策了多少世人,使他们在深深自责的同时,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严酷的现实。
德意志民族不愧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不独个人如此,连政府也以大无畏的勇气加入了这一行列。据2003年的《世界新闻报》报道,8月16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工程建设工地上,竖起了10块深灰色的水泥碑,这依稀显现出纪念碑工程建成后的模样,因为整个纪念碑的主体工程,是由2751块水泥碑构成的地面碑群。在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有关建设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的文件中,揭示了政府建设这座纪念碑的主旨和意义,“是为了向被屠杀的人致敬,是为了清醒地回忆德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不可想像的事情,同时警告后人,永不再践踏人权,永远维护民主的法制国家,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一切专政和暴力。”德国至今还像博物馆一样保存着“二战”时期的集中营“大壕”,其中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每年5月10日,是德国的一个特殊纪念日一一“焚书日”,以纪念1933年5月10日为镇压“异端思想”而在德国柏林率先上演的一幕“焚书”闹剧。在去年德国“焚书日”70周年大祭这一天,在柏林等各大城市,许多机构和组织都纷纷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在名为“火刑中的文学、烈焰里的精神”的大型纪念会上,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告诫人们要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柏林70年前焚书的一个现场,人们透过与路面齐平的玻璃顶罩,可以看到下面陈列着几个空空如也的书架——它告诉人们:书没有了,书被焚烧了!这是对世人的一种无言的警示。在一个“焚书日”的朗读会上,一位著名女演员朗读了《安妮日记》和《戈培尔日记》的片断,令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德国人是认真而勇敢的,面对自己历史上的丑恶,他们非但不有意遗忘,还故意揭出“疮疤”,让整个民族都来反思,以引起“疗救的必要”,这种面对耻辱的态度,简直要让我们这些龙的传人叹为观止了。同样是面对丑恶与耻辱,国人所表现出的德行,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提起“文化大革命”,可能又犯了一些人的忌讳了,难免又要招来“不弘扬正气”的指责了,但我还是要说。据统计,“文革”中毙命者相当于八年抗日战争牺牲的人数,有3900万之多。就是这一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结束至今不到30年,但在人们记忆中似乎已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虽然巴金这位“世纪老人”本着历史的良心,曾提议建造“文革博物馆”,以使之成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应者寥寥,一些操纵舆论者不愿重提“文革”,想让这段耻辱的历史从时间隧道中自行蒸发,于是世人便逐渐淡忘了。这有铁的事实为证一一前两年,新闻媒介在辞旧迎新、满怀豪情地“盘点”二十世纪“百年大事”时,无论是“权威机构”评选的“二十世纪中国二十件大事”,还是民意测定的“二十世纪二十七件大事”,都将“文革”排除在外。我不能不对中华民族的健忘表示佩服了。从时间上说,这段历史占了二十世纪的10%,国人大都是贵人,而“贵人多忘事”,说忘就忘了。更有趣的是,新编的《中华字典》把“大跃进”、“五七干校”等词,作为“比较陈旧的、‘左’的词汇而删除”,认为这类“文革”词汇“的确已没有现实意义了”(《杂文选刊》2004年5月[上))。按理说,“文革”已盖棺论定,昔日的红太阳也早不再照耀中华大地,我们为什么还要捂着、盖着这段历史?日本政府对侵华罪行死不认账,还用教科书来蓄意歪曲历史,对此我们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坚决抗议是应该的,难道我们只会说别人,对自己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为何就不敢正视、不敢反思了呢?
正因为我们对这段历史拒绝反思、放弃批判,才导致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对“文革”历史搞笑式的诠释。先不说前些年此起彼伏的“文革饭店”,餐厅墙上满眼是“文革”口号,服务员一律红卫兵戎装,菜名均是“文革”术语,什么“斗私批修”(炒土豆丝),“牛鬼蛇神”(甲鱼清汤),“片面主义”(红烧鳊鱼),让你吃得好似回到了二三十年前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单说今年报纸上传来的一个“特大喜讯”:“今年年底,包括抗战博物馆、文革博物馆在内的一个占地500亩的大型博物馆群将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面世。”正当我为中华民族忽然具有了反思精神而开始骄傲时,接下来的内容却让我沮丧万分。原来此博物馆并非反映“文革”那场大劫难的真实面目,从而达到防止“丈革”悲剧重演的目的,而只是给人们看一批文革时期生产的“了不起”的瓷器。“文革瓷器有其独到的气质……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同唐诗、宋词、汉文章一样,成为幽远的绝唱”(《三湘都市报》2004年3月7日)。上帝啊,那些瓷器不是拙劣的构思,粗糙的制作,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就是密密麻麻的语录和荒唐可笑的政治口号,就这些破玩意儿,还想和唐诗、宋词、汉文章一样,不仅成为“绝唱”而且还“幽远”吗?如果真的这样,创作出“绝唱”的唐宋大家假如活着的话,肯定会气昏过去,而且一定死不暝目的。真不愧是新世纪了,一些人的说谎水平竟能够“与时俱进”,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进步,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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