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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反孔的三点启示


□ 李喜所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5—0032—05
  
  讲到反孔,五四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具有奠基意义。这次反孔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孔子的思想权威和文化权威不再,圣人也被迫走下了神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与此同时,在反孔的理论、思维、目标上也有独创:运用的是西方人权、民主、自由理念,展示的是科学实证的思维逻辑,追求的是现代文化和文明的构建。五四反孔给人以太多的震撼,也留下了太多的思想文化财富。在中外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积聚的宝贵遗产越多,可以从中挖掘的经验教训也越丰富。当然,经验教训也是历史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五四反孔也是一座“富矿”。仅就其反孔的方法和手段来讲,就可以得到多方面有益的启迪。这里集中讲三点:
  启示之一:孔子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文化的问题只能用符合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方式来解决,五四反孔较多的是政治革命式的大批判,淹没了最初设定的文化式的学理解析,结果是思想震撼有余,持久的文化积累不足。
  按照梁启超的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近代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逐步深化的能动反映。他在1923年纪念《申报》70周年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学西方,第一阶段是学器物;第二阶段是学制度;第三阶段,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是学精神文化。梁启超解析陈独秀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逻辑思维是:民国建立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陈独秀等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并非要搞政治运动,而是像梁启超在这里所分析的那样革新“旧心理”,打造新“人格”。1916年来临之际,陈独秀即撰文呼吁国民尤其是青年,要发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动心忍性”,来一番国民性格的彻底改造,为铸造新文明,建设新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从1916年开始,“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民族,以新家庭”。“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胡适则“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旧传统,为现代新文学奠定了根基。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几千年书面语言和行为语言的矛盾,改变了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和文化追求,改造了传统,创造了新文明。这种平和、理性、学理式的文化改良,就是胡、陈所期待的样板,也就是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为建造新文明铺路搭桥。在对待孔子的问题上,陈独秀等精英们也曾经运用这种方法,解析儒学,剖析圣人,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例如,在政治文化方面,揭示了皇帝这个最高的权力代表和孔子这个最高的思想权威的相互利用。在伦理文化方面,陈独秀一代对孔子的“礼教”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吃人的礼教”、“奴隶的道德”成了那时的流行语。陈独秀的反孔,是在鼓吹人格独立、个性张扬、民主科学,这种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现代社会的民主与科学,大大提升了批判孔子及其学说的水平,展现了一种新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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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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