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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籍与狱制之间



  《中国的规制与惩罚——从父权家族本位到人民大众本位》以户籍和狱制为线索,经由刑事规制将家国勾连一体,主要探查的是红色中国秩序的可能性问题。其间,秉持福柯的“谱系”方法,配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等西学时尚热论,通过系统回顾历史而指证制度的历史连续性,加上不时比对西制以例说中国式制序的独特性,作者希望还原当代中国社会控制的真实图景。此处的“当代”,时间起迄主要限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四十年间,并同时含括清末狱制改良至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本来,百年沧桑分解为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时段,虽有迂回,却又恰成接力。合而论列,以“近代(化)”一言以蔽之,尚属恰切。
  当年作者一介愤青,来华本意是要探索中国的“继续革命”,汲汲于为腐朽的西方寻找一剂解药,不料“见不如闻”,于是催生出这部理述中国的社会控制与刑事体制之间的纠葛,爬梳其中从“父权家族本位”向“人民大众本位”转型的汉学著作来。
  全书五编,似乎在对“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传统架构进行某种真真切切却又遥远而缥缈的回应。作者自“孝道”起步,通过透视中国式的家庭结构和户籍制度,预期于家国一体的预设结构中理解政法体制。家庭作为一种“封建残余”,经由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改造,变成了集体主义旗帜下的劳动组织,也是党国一体制序下的规制细胞。作者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巨大成功在于,国家藉由户籍制度在家庭、社会和体制之间牵连沟通,实现了彼此间的相互规制,而建构起一种“通过集体的监控方法”。从而,既找到了一条走出父权家族本位体制的理论进路,同时又避开了对于集体性的直接挑战,无需闹到“男女分居,勿得有家”的极端地步。也正是在此语境下,作者赋予“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计划以别样的解释。
  由此辗转而下,作者经由指证狱制,得出了在户籍制度中用于家庭的监控机制,同样成为监狱规训机制中的重要因素,而藉由劳改制度“转化”犯人的狱制,包括分类、监视和改造技术,也蔓延扩展至对于整个社会的规制。从而,它在表明中国式狱制特色的同时,宣告曾经成功地建构了个体化过程的现代西方刑罚体制在中国的失败,而个体性观念的缺失导致全部狱制重归集体性相互规制的传统模式,监狱于是成为“当下的户口”,户籍则不过是对于社会整体进行规训的社会政治技术。藉由此制的放大效应,劳改制度所要制造的终端产品“社会主义新人”,即此全盘性规训格局中的无产阶级这一整个阶层。正是在此,新制度的创世神话宏愿感人,恍兮惚兮,而乌托邦性质亦且同样暴露无遗,绮梦难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毛泽东—施密特意义上的阶级观,遂成为整治社会的政治大纲。社会在分裂的同时获得了扭曲的整合,服务于特定的合法性论证。
  如此这般,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父权家族本位国家中的传统的集体主义因素,经过重新表述,却在新时代成功地成为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有力话语。——制度的历史性,既非主事者即刻明白的,又哪里是当事人所能左右得了的。
  作者说中国历来是一个“登记(注册)社会”,一个以家庭或者“户”为单元,通过户籍登记而组织起来的体制,倚赖于相互性体制进行社会控制。其中,联伍制、保甲制等等颇类于英国诺曼王朝的frankpledge制度,而与福柯所说的欧洲中世纪基于“隔离”的人口登记制度区别开来。那是为了防治麻风病而采行的应急对策,囿于特定时空,不若中土这般千年一系,密密麻麻。不过,话说回头,很长时期内,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与其说是极权体制的工具,毋宁说是一种税收单位,当然同时也是一种施行社会规制的机制。其与旧时英制的区别在于,它在家庭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具有相互性的关系网络,而非单纯的地方性社会规制,因而,它不是在消解,而是在强化福柯意义上的“统治术”。
  作为一种“灵活的技术”,户籍登记还是一种男性话语。可不,自古以来,“户主”都是当家的男人,虽社会主义体制亦延续不废,以迄于今,一如西人个体解放之后老婆还得随夫姓。男性是权力的象征,同时便也就须承担起权力的责任。因而,与同时的欧洲社会相比,户籍制度导致前现代的中国在社会规制体制中,权力分配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差别,即个体化的程度,一趋于高,一趋于低。当家做主的大老爷儿们,承上启下,左顾右盼,尊王攘夷,偏偏唯独没了自己,其实是户主这个牌位下的奴隶,而形成陷每个人于“相互性”之中的伦理格局与家国安排。
  在此语境下,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不仅是传统治理术的延续,而且为家庭基础上的国家规制提供了道德说辞。家庭在天然打上经济“胎记”的同时,从来都是一个道德教化的伦理单位,人民共和国体制下,经由责任分摊和连锁机制,其情尤甚。诸如“保甲”或者“居委会”这类制度,将以家庭为基础的各项传统权力重新放置于“谈判语境”,进而协调成为规制和自我规制的有效手段。于是,家庭具有了社会可见性,从而强化了理想家庭的伦理水准。换言之,明明是由此将家庭纳入社会规制,但给人造成的印象却是强化了家庭秩序而已,形成这一格局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因此连带获得了自己的道德正当性。或者,本意如此,还不知道是谁连带了谁呢!经此职能分担,见户不见人,有户必有人;有档案没有人,有档案必有人。此情此景,如作者所言,户籍与档案给中国古代统治秩序和当代计划秩序铺设了制度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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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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