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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 韩东育

也说“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韩东育

  甘阳对问题的思考,常常具有贯通时空的穿透力和想象力,唯此亦总能给思想界带来冲击性影响。二○○四年五月十二日他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旨在“通三统”的“三种传统”讲演,就曾发挥过如是的力量。能打通“传统”,意义自然匪浅。除此之外,“通三统”还多了一重令人神驰的遐思,它提醒人们要充分关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前还有孔夫子,并告诉大家这前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孔距”其实并不能构成思维与行为在连续意义上的通行障碍。
  《读书》二○○七年六期揭载的这篇文章,由于经过作者的整理,更能准确地表达其思想。不过,该文与三年前的讲演稿有个明显的不同,即作者首次明确提出“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命题。
  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新见”,作者语源学意义上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其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
  姑不论作者的以上解释是否能为世论一般所接受,单就捍卫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这一点,甘阳便不但给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赋予了具有终极意义的政治正义性和政权正当性,还适足令人民的大多数为之倾倒和感动。该论表现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政权可能出现之异化走向的足够警惕,也透露出作者对民族自身命运的深刻担心:他担心对美国价值的亦步亦趋最终会使中华民族丧失自我,而这同时也就成为作者试图从儒家资源中寻找能够克服当下中国“不和谐”难局的实践动力,因为他认为“和谐社会”的提法“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而且,“‘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还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当然,他并未回避“和谐社会”(儒家哲学)、“共同富裕”(毛泽东理想)和“市场经济”(邓小平价值)“三种传统”连贯下来后彼此间会产生的巨大“张力”,一种关注有加却又一定是超然物外的姿态,决定了他的“新改革共识”必须设法努力克服这种张力,进而实现“三种传统”的相互包容和统一。
  现代化局面的来之不易,使很多关爱这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宁可倾向于满足对中国既有思想文化与近现代西方文明做简单的加法,也不愿看到它们之间发生能够减弱中国发展速度的“排异反应”,所以这份感情无论如何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维明的“祭孔子、释迦牟尼和马克思于一堂”之倡议,显然不是少数海外华人学者的个别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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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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